士大夫阶级中的异类王安石及其孤立命运

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徊。

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王安石的晚年是在大自然的怡人风光中度过的，此间催生了不少清新的山水绝句，这首《江上》便是其中之一。不了解王安石的人或许羡慕他的这番闲情逸致，何况“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一句更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达味道。其实，此时的他若真有如此雅致，大抵也是在试图遣散背负在心头的郁闷。中国古代不缺少用山水来化解心结的文人，而这些心结大多数和政治多少有些瓜葛。此时的王安石已经独守半山园，这是供他晚年排忧解闷的一亩三分田。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来说，这是莫大的悲凉。

生活在宋朝是文人的幸运，但也是一种不幸，因为当文人遇到文人，动起笔杆子和嘴皮子比直接用枪杆子说话要麻烦得多、复杂得多。王安石就在这个旋涡里摸爬滚打了很长时间，直到治平四年（1067），年轻的宋神宗即位，王安石的政治生涯才发生了变化，先是升翰林学士，后又提为参知政事，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场在11世纪搞得轰轰烈烈、沸沸扬扬的变革也拉开了帷幕。今天看来，在经历了100多年的民族劫难后，无论在感情还是理智上，我们离王安石要近得多。但回到封建王朝，这场变革所面临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如黄仁宇先生所言：“也只有我们在20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

在这之前，王安石于仁宗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第四名，二十多年来政绩斐然，朝野交誉，仕途一帆风顺。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都曾经是他的头衔。当地方官期间，他在思考社会问题，摸索着如何变革。他曾高喊“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但当时的皇帝赵祯根本不理他。北宋究竟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才会让王安石这么着急，非革了祖宗的命不可？

宋朝到神宗之前，顺当地过了百年，有过五个皇帝，分别是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和英宗，都不算是问题皇帝，还有一定的作为。平稳也就意味着没有太多的起伏，看起来是平静，但静水下面往往暗流涌动。要说没有危机是不可能的，否则，当年范仲淹也没有必要来个庆历革新，最后还抱憾而终。有变化难免就有坏的东西滋生，宋朝和平安定的日子过久了，人口不断增加，国家开支也大幅度增长；再者和平对军队来说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消息，士兵队伍越来越庞大；端“铁饭碗”的官员也越来越多，官僚体系臃肿，难免滋生蠹虫等，所有这些，时时刻刻都伸手向国家要钱，国家财政也就成了问题。正如《宋史》所载：“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神宗不愿当一个平凡的守成之君。他想告诉臣下，自己要有所作为，对得起世人。但他需要时间去物色志同道合的臣子，等待更合适的时机。王安石的声音让他感到慰藉，神宗登基不久，王安石便平步青云。这场改革的两大角色——主持者和执行者都已敲定，就看君臣二人的能耐了。这场革新直接指向了陈腐的封建经济思想，和如此强大的敌人博弈，注定这不会是神宗和王安石三把火的一个过场秀，更不会是压倒性的胜利。

我们来看一下王安石和神宗的敌人们——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另外还有两个女人：曹后和高后。他们中有几个是大名鼎鼎的重量级人物，这些人加起来组成的反对派，力量之大，对比之下，改革派这边从声势上就处于下风，这场改革更像是王安石和神宗的一场独角戏，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改革的内容一出来，两大阵营自然就形成了。

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理财作为当务之急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变法内容涉及商业、农业、教育、军事各个方面，改革面之广，远胜庆历当年。总体来说，改革夺取了大商人的部分利益，照顾了农民，但更多的是让国库充实。变法措施不可避免地抢走了贵族的“生意”，改革遇到了阻力。改革之所以为改革，恰恰是因为它的对象是旧势力。改革派的敌人其实从人格人品来论是一等一的没问题，易中天在评王安石改革中也提到，反对派的人物在对国家的忠诚度上是毋庸置疑的。但为什么同样忠诚，却有截然不同的想法呢？(www.xing528.com)

其实，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东西，王安石背后最大的敌人是儒家的传统。李存山在《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中挖掘到了最深的东西：“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显然受到儒家的‘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思想传统的影响……当他在行动上和口头上转向以‘理财’为急务时，他就违背了儒家的这个传统。”千百年来，凡是挑战封建传统的变法，都难以善始善终，远有商鞅，近有范仲淹，王安石也摆脱不了这个宿命。当时的北宋吏治腐败，世风日下，整顿官场是传统儒家治国要务，而王安石的理财把财政商业化，不说本末问题，光这个思想就已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商人地位不高的年代，政府和商业扯上了暧昧关系，这在儒家传统面前显然是过不了关的。

王安石二十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造就了他务实的工作风格。他自己在基层工作时，亲自试行过他在变法中推行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大多借鉴已有的经验：“青苗法”来自李参在陕西发放青苗钱的经验；“免役法”吸收了江浙数郡雇役的经验；“方田均税法”为大理丞郭谘首创；“均输法”为汉武帝时桑弘羊所创；“农田水利法”范仲淹曾经实践过。

因此，他敢推翻祖宗之法，坚定地推行变革。然而，王安石显然没有意识到，在士大夫阶级中，只有他自己是个异类，他无法指望其他的官员与自己有相似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事实上，官员们将这些“新法”推向了极端，导致了完全相反的后果。

且不说反对派人才济济和他们在政府、民间的影响力，先看看改革派都是些什么货色，就能知晓胜负走向，一个吕惠卿就让王安石背了识人不当的诟病。在以理财为名的改革下，改革派里混进了投机小人，名为改革，实则敛财。王安石之子王雱之死和这个人有不小的关系，也难怪到后面连他弟弟王安国也没有和他站在一起。外面问题多，内部争议也不少，王安石和宋神宗分歧渐大，到最后，王安石独木难支，尽管罢相后又复相，也难有作为。

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变革者，一个锐意进取的名相，终于在熙宁九年（1076）告别政坛，改革也到此偃旗息鼓。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此，黄仁宇直截了当地说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站在现在的角度上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意义才更有说服力。”清朝后来的衰败和中华民族的屈辱命运让后人更多地和这两个男人站在了一起，变革是国家和民族的出路，这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11世纪的中国尽管还没有到不变革就受人欺负、被打得满地找牙的地步，但可以试想一下，当时欧洲正在干什么，大鼻子们还在中世纪的黑暗里难以自拔，就如两个赛跑的人，欧洲还找不到鞋子，而大宋已经起跑，只是遇到了些困难。如果在历史的节骨眼上抓住了机会，或许一切都要改变。可惜，假设都是苍白无力的自我安慰。

因为变法，王安石一生毁誉参半。因为庆历新政同样备受诟病的范仲淹就是他的前车之鉴，范仲淹的结果是“论者藉藉”“多所举劾”“相与腾口”，最终败在朝野舆论之下。王安石的结局可想而知。然而就个人而言，他的个人操守没有人会怀疑，就连他的主要政敌司马光都说：“介甫无他，但执拗尔。”除了固执，王安石没有其他缺点。

如果没有改革，或许王安石会在官场上过得更好。在民间搞变革，上层觉得他在小打小闹不影响他们的利益，老百姓也乐意，他们也支持。但一旦试验田规模扩大到整个国家，大官僚们就不会同意，失败即成定局。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内部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争论不休，北宋也在王安石死后的半个世纪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