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史：文武两势变易的枢纽

李煜一曲《阮郎归》：“落花狼藉酒阑珊，笙歌醉梦间。”花雨随风落入潺潺溪水，几樽酒杯，狼藉散于酒桌上；几曲笙歌醉梦间，故国已换新君，一切终得变。古来文武出众者，莫不贪酒好杯。醉言醉语间，或是睥睨天下，或是往观昨日、追之来者，抑或酒入愁肠肠更断。然而，好酒者最大的悲哀，便是酒后误事，转眼失江山。赵匡胤一计“杯酒释兵权”，恰可以印证贪杯必失的道理。

宋太祖历经“陈桥兵变”一役，尽管已黄袍加身，但前朝“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让他不得不担心河山再易的问题。身为开国元勋的大将们日日笙歌，飞扬跋扈，赵匡胤觉得此种骄傲可以理解。然而后周旧臣李筠、李重进的叛乱，让他隐隐意识到，对助自己夺江山的石守信、王审琦等武将，实在不能不防。

石、王等人皆为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宋朝建立后，这些人均被赐予高级职位，并且成为地方的节度使，手中均握有重大军权。史学家王育济认为，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个潜在性威胁：“功高则震主，权大则不测。”此情况使“杯酒释兵权”的发生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

历朝功高夺主者比比皆是，赵匡胤的担心不无道理。秦白起长平一战，坑杀、俘获赵军45万人，何其英勇，然秦王惧其高位，将之弃如敝屣，最后白起只得引颈自刎；昔者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为营、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其用兵之道神乎其神，为历代兵家所推崇，然而刘邦却恐其造反，设计击杀之。功劳越多，职位越高，威信愈大，高位者自然最恐惧这种人，因此必杀之而后快。作为出色的臣子，要么如范蠡、张良那样急流勇退，要么就得有李世民弑兄逼父的狠辣和勇气，否则只会落得惨淡收场。

但是，赵匡胤似乎并不想将功臣击杀，对此恐怕他有三重考虑：其一，将军功臣们皆为他的拜把兄弟，若是伤害他们他心中不忍；其二，兵权大多掌握在这几人手中，若是没有将其收拾干净，逼得急了便会穷寇反扑，咬得自己浑身是伤；其三，杀功臣有失民心。正是那句“华衮灿烂，非只色之功；嵩岱之竣，非一篑之积”。灿烂华贵的衣裳，不是一种颜色所形成；高峻的嵩泰二山，不是一畚箕泥土所堆积。赵匡胤自认无法一人夺得天下，大将们实在功不可没，若是杀了他们，得不偿失。

如此左右思量，加之谋臣赵普的推波助澜，太祖于登基第二年七月，设宴招待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于酒酣耳热之际，唉声叹气，外加痛陈利害，将石守信等人说得心惊胆战，纵使千百个不愿意，也不敢不把兵权交出来。而太祖只用金银财宝和徒有虚名的节度使官衔，便将众人的兵马买断了。(www.xing528.com)

赵匡胤没用一兵一卒，便将其亲信手下的兵权收归己有，没有再上演其他王朝开国之初的悲剧，让后世人不得不佩服。比之明朝朱元璋“和尚头儿”心胸狭窄，杀光明初几乎所有的开国将领，赵匡胤的确很有人情味，也“御臣有术”，讲究策略方式，注重政治技巧。他在这点上并不逊于唐太宗御臣的能耐。

“杯酒释兵权”的意义并不止于防止强将功臣造反，深层的意思还是收归军权，加强中央集权制。一位史家学者说，北宋不仅通过“杯酒释兵权”巧妙地解除了所有将领的兵权，更主要的是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由朝廷直接控制军队，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并通过不同行政机构的功能使之相互牵制。

宋太祖刚刚解除握有重权的禁军将领之军权，又取消禁军内的一些重要职位，设立了职位低微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禁军的“三衙分立”制度，并且规定三衙只有带兵权，没有发兵权；而掌控国家军机、边防、戎马之政令的枢密院虽有发兵权，却无统兵权。这样互相牵制的结果是，把军权都集中在皇帝手里，基本上消除了武人发动兵变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他还一步步地剥夺地方节度使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从而把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使唐末以来割据称霸一方，动不动就与中央抗衡的节度使，变成一种没有实际权力的荣誉虚衔。与此同时，为了削弱地方兵力，他下令从地方厢兵中挑选精兵壮丁组成中央禁军，而地方虽无精兵，厢兵合则仍可制约禁军；立更戍法，把禁军派往外地，三年一轮换，造成了“兵无常帅，将不识兵”的局面。这就形成了强干弱枝、内外上下相互制约的形式，成功地防止了宋王朝成为继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

武将失势，必有另一势利抬头。“杯酒释兵权”后不久，促使赵匡胤夺兵权的谋臣赵普立即出任枢密使，名正言顺地掌握了朝廷实权，总揽军国大权，真正确立了一代文臣政治。王育济先生认为，古人说“杯酒释兵权”是宋朝“文盛武衰”的转机，乃文武两势变易的枢纽，颇有几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