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中央图书馆：后现代主义建筑讲座

西雅图中央图书馆是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系统的“旗舰店”。这座建筑位于西雅图市中心，有11层，56.9米高，由玻璃和钢建造而成。图书馆面积近3.4平方米，能收藏约1.45万册书籍和许多其他资料，地下公共停车场有143个车位和400个对外开放的计算机。2004年5月23日，图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开馆的第一年，即有超过200万人参观了新图书馆。

早在1891年，西雅图市中心就有了一座图书馆，但却没有固定场所。西雅图的卡内基图书馆是第一座永久型图书馆，位于第四大道和麦迪逊街交会处。这座图书馆于1906年对外开放。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后来又赞助了西雅图其他五家图书馆，并捐赠了20万美元用于建造新图书馆。西雅图卡内基图书馆有5 100平方米，1946年加建了一部分，但当城市人口大约翻了一番后，这座图书馆还是显得太小了。

西雅图中心图书馆的第二座图书馆有五层楼高，共19 100平方米，建于卡内基图书馆原址上。新大楼由西雅图建筑师宾登和莱特（Bindon & Wright）的事务所设计而成。建筑为一种国际风格式样，室内空间也被有效扩大，还能提供一种开车通过服务，以此来抵消停车面积不足的缺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图书馆仍然显得太拥挤了，以至于三分之二的资料被存放在了阅读者无法进入的储藏区内。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人们对地震的危险性有了重新认识，西雅图政府官员对原建筑在抗震设计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甚为担忧。

库哈斯设计的建筑是位于同一地点的第三座西雅图中央图书馆大楼。新建的图书馆有着独特的、引人注目的外观，几个独立的“浮动平台”似乎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钢网骨架的玻璃外皮中。该作品的创作来源于库哈斯对图书馆及其一系列相关概念的反思。库哈斯认为，建造这样一座图书馆有着特定的时空条件：（1）网络使得传统的以收藏图书为主的图书馆模式发生了变化，交流无限制，那么图书馆的所有空间也应有交流的特质；（2）灵活布置的要求使得图书馆必须打破传统的单一大空间形式；（3）图书馆肩负的社会责任使得建筑上反映为多功能、多内涵的社会活动中心；（4）兼顾到各种信息获取方式的平等，那么就要化解书本的影响（说明见下）；（5）基地的有限性决定了图书馆的各功能区最好是垂直布置。

最终，库哈斯确定了“五个平台模式”，各自服务于自己专门的组群。这五个平台分别是办公区、书籍及相关资料区、交互交流区、商业区、公园地带。这五个平台从上到下依次排布，最终形成一个综合体。平台之间的空间就像一个“交易区”，“不同的平台交互界面被组织起来，这些空间或用于工作，或用于交流，或用于阅读”，有一种特别的空间交融的感觉。建筑形体随着平台面积和位置的变化形成新奇的多角结构，有新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室内交互交流区中有一个赖特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一样的大楼梯，这种楼梯形成的破碎空间也是库哈斯常用的手法之一。（图17-1/17-16/17-17/17-18/17-19/17-20/17-21）(www.xing528.com)

图17-16/17-17/17-18/17-19/17-20/17-21　西雅图中央图书馆给予我们最大启发并非“造型”而是“思想”

2007年，在美国评选的150座最受欢迎建筑的投票中，西雅图中央图书馆位列第八。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库哈斯西雅图中央图书馆的设计有些“超前”，但超前的只是观念，而非技术或功能。在中国人的日常想象中、在新闻媒体的报道画面中，图书馆满库的藏书和安静的氛围是一种“仪式空间”，一种“大众教化”的场所。其实回顾西雅图中央图书馆的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显然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发展也有这个先神圣化，再逐渐大众化的过程。大型图书馆的建设和使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社会上拥有一个能读书写字庞大群体；同时不同门类书籍的阅读者需要首先明白专业词汇，甚至著作的写作套路，这在客观上就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排除在外了，即使进入图书馆的读者也常因学识水平和专业门类的差异而被分层和分类。图书馆因而成为一个知识特权者的俱乐部。这在本质上有违美国长久以来的主流价值观。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身命运，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心目中都是某种“公理”。而教育的公平和机会的均等则是个人梦想得以达成的前提。但双方的着力点颇为不同，中国人在学校教育上投入极大，而美国人则更寄希望于公共图书馆、博物馆这类大型文化设施。于是我们也不必奇怪，自现代主义以来，美国的图书馆、博物馆一直在引领新观念，其场馆建设也一直在“去藩篱化”，希望通过降低理解障碍的发生来吸引更多人进入其间。虽然今天中国各城市的大型文化类设施仍处于建设热潮中，但其实人们却似乎仍未想明白：当代中国的文化综合体到底应追随美国人的轨迹，愈发平民化、大众化，还是继续保留甚至强化仪式感？我们必须明白，这个讨论绝不应掉进所谓“先进”与“落后”之争的窠臼中，而应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出发，找到自己的道路。努力解决好这个问题，可能是中国建筑师重拾文化自信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