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构建“集中绿地+连通廊道+小尺度踏脚石”的生境链系统
表7 研究区域鸟类多样性指数与生态用地与植被格局变量的回归分析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of bird diversity index and built environment variables of ecological land and vegetation
表8 鸟类物种多样性的主要建成环境影响要素
Table 8 Mgior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variables affecting avian diversity
注:+为正影响效应,-为负影响效应。
本研究的分析结论证明了绿地斑块集中、间距近、连通性强都有利于鸟类物种多样性。在无法提供大量规模化绿化用地的高密度城区中,通过设置分级集中、逐级连通的绿地空间格局,即通过较大规模的集中绿地和中等规模的组团绿地以及道路绿地、街头绿地和附属绿地等面积有限的微小绿地,以廊道贯通相连,提供动物自由移动的“踏脚石”(stepping stone)和“中转站”,增加城市生境的景观连接度十分必要。最大集中绿地与绿色廊道是这一生境链系统的关键要素。上述研究表明,最大集中绿地面积越大,对生物种群的稳定越有利,其本质是绿色空间结构的合理化,可为物种提供所需的觅食空间甚至巢居空间,使生物流向该处汇聚。基于规划实施管理的现实,可在原有居住区集中绿地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最大集中绿地面积的调控目标。绿色廊道主要包括绿道、街道、步行道、河流廊道等线性空间,起到连接块状带状集中绿地和点状小型绿地“踏脚石”的作用,可以纳入绿线和蓝线边界进行控制。
(2)优化成片集中绿地的形状和配置间距(www.xing528.com)
相对线状的宅间和路边绿地以及点状的街头绿地而言,成片集中绿地具有更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支持功能,也更易形成相对隐蔽的绿化环境,从而成为生物栖居的最小单元,因而集中绿地的形态和间距对于生物基质环境的质量也至关重要。本研究结果表明,最大集中绿地边缘面积比越小,即形状越简单,对于鸟类物种多样性越有利。因而在保证最大集中绿地规模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优化最大集中绿地的形状,圆形的形态优于正方形,正方形又优于长方形,在相同面积情况下,形态指数(边缘面积比)越小越不易受到外界的人工干扰。
研究也表明了绿地之间的连通性越好,鸟类物种丰富度越高。为了提升生物多样性,有必要将生物栖息的成片集中绿地之间的距离维持在生物行动能力半径之内,即将目标物种的行动距离作为设定绿地配置间距标准的参考依据,以此减少生物移动的障碍,增加物种交流繁殖的机会。
(3)在乔灌草复层种植结构中重点关注乔木层和地被层
多层次的植物配置更有利于鸟类的生存。复层植被构成了多样化的生存环境,由于乔木层和地被层是生物巢居和觅食的空间主体,因此需要密切关注这两层的配置。建议在地块的控制指标中可以纳入植林率和地被覆盖率指标。植林率即乔木种植面积占绿化面积的比例,这一指标可以反映能为生物提供更多食性、巢居和休憩空间生态位的乔木植物在绿地中的比例,是植被结构合理性的一种体现。较高的乔木更有利于鸟类远离人类活动的干扰,也能提供更多的绿色可视界面,实现生物与人在城市立体空间中的时空错位和双赢共生,因此可在植被选种中提出种植高大乔木的要求。提高地被覆盖率和地被种类可以减少裸露地面的面积,为鸟类、昆虫等生物提供更多的食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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