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loration on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All-Digital Urban Design
杨俊宴
摘 要 数字化城市设计为城市规划学科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机遇,也向城市设计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提出了新的命题。信息时代的城市设计,各类空间相关的基础信息都存在于异构的各种数据系统中,且具有多时态、多坐标、多量纲和多格式等特征,不利于进行数据协同和深度设计挖掘,迫切需要将多源大数据整合于统一规范的空间平台,协同分析城市发展规律。本文在多源大数据的基础上,阐述了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的概念。通过构建全数字化城市设计框架,研究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的工作方法——基础性工作包含采集、调研、集成;核心性工作包含分析、设计与表达;实施性工作包含报建、管理与监测。据此可建立基于全数字化流程的城市设计理想范式,以适应不同城市的实践应用。
关键词 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理论范式;多源大数据
原载于《国际城市规划》2018年第33卷第1期。
在当下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语境中,城市空间的内涵与形态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革,通过传统的城市设计方法对城市空间进行整合和谋划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城市设计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应对城市这一复杂巨系统的新需求,做出方方面面的变革,从而获得新生。国际城市设计学界和业界在百年的演进脉络中,也逐渐出现新一代城市设计的趋势,以数字化的人机互动为核心特征,被称为“第四代城市设计”[1]。
数字化城市设计为城市规划学科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机遇,也向城市设计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提出了新的命题。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必将导致传统的城市设计在理论、方法、内容等各方面发生变化,使之成为适应信息时代需要的“全数字化城市设计”,城市设计将如何发展?规划师在城市设计实践中的角色会发生如何的变化?另一方面,城市设计在接受数字化技术全面介入的过程中,数据和信息如何为数字化城市设计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扎根于城市发展的实践问题,探讨城市设计的发展目标。中国城镇化进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种种令人关注的问题,包括整体空间结构与形态的无序、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紊乱、城市山水格局破坏、人的实际感知和真实生活体验品质不高等,尤其在当前“降速-提质”转型过程中,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对于空间形态的品质和特色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城市设计从上帝视角转向蚂蚁视角,其数字化转型趋势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孙钊等学者对三维数字技术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进行简要总结,重点分析如何运用三维数字技术辅助城市设计,并结合实践,介绍基于三维数字技术城市设计的工作方法[2]。黄烨勍、孙一民也对微观尺度的城市设计的量化,提供了具有一定数字化意味的方法支撑——街区适宜尺度的判定特征及量化指标[3]。洪成与杨阳对于城市设计中的主要技术平台——GIS,将承担起多种技术、多种软件平台、多来源信息、多个工作阶段相互整合的重要作用[4]。曹哲静与龙瀛对于数据自适应城市设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流程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且将长周期的规划设计评估转换为短周期的空间反馈与空间干预[5]。(www.xing528.com)
既有研究分别从技术或实践层面探讨了城市设计的数字化技术,在数字技术介入城市设计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技术层面的不断拓展创新,以及因此带来的城市设计工作在效率和内容的提升,也要关注由于数字技术的介入使得城市设计整体方法论变化的趋势,这种整体性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全流程的整体介入。改变只在专题分析等单一阶段切入城市设计的模式局限。数字化技术应该是贯穿于城市设计的整体过程,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城市设计全流程的可评价、可量化、可分解。
(2)全尺度的综合判断。数字化技术全面融入城市设计并不是唯技术论,而是有重大实际价值的城市设计方法优化,可以打破各种尺度空间的信息壁垒,使之在统一的数字化平台上实现全尺度设计,有效提高了城市设计的效率,并为设计提供了更多元的价值判断视角。
(3)精准交互的跨学科转译。传统的城市设计方法难免局限于规划、建筑和景观的学科思维内,其成果语境缺乏跨学科的包容性和开放度。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不仅促进了规划学科与其他更广泛学科的积极互动,也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新的精准对接途径。同时,大量相关学科诸如文化、社会、历史、生态等诸多以往定性模糊的分析领域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数理模型化与可视化,无缝纳入城市设计对接范畴。
在理论思考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总结新世纪以来承担的上海、南京、杭州、郑州、芜湖、蚌埠等不同类型城市的城市设计实践,对全数字化城市设计的相关技术手段予以应用和验证,改变以往城市设计数字化技术应用往往缺乏大量有效实际数据和足够成果检验的问题。在总结实践反馈的同时,探索数字化城市设计全流程的理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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