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光：昆曲天才西南联大生活录

陶光

陶光（1913—1961），字重华，满族人，为晚清收藏大家端方的后人。陶光的一生，因戏结缘生情，因戏跌宕起伏。张充和在陶光的戏梦人生中，是一个熠熠闪光的名字。

张充和与陶光的交往，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时。陶光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和张充和的大弟张宗和（历史系）是同窗，因为皆喜欢昆曲，成为清华谷音社的曲友。全面抗战开始后，陶光、张充和、张宗和都流寓昆明。

1939年初，陶光任教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大一国文”的作文。“大一国文”是各系大一学生的必修课。“大一国文”这门课程有一个特点，教课文和作文的是两个人，教课文的是教授、副教授，教作文的是讲师、教员、助教。汪曾祺读“大一国文”，作文课由陶光教。陶光走进教室，脱下外衣，搭在椅背上，就把作文分发给学生，摘其佳处，很投入地评讲起来。

陶光深得刘文典的赏识，刘文典曾对他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1946年，联大三校准备北返，三校人事也基本定了，清华、北大都没有聘陶光，他只好滞留昆明。后不久，受聘云大，时刘文典是云南大学中文系的头牌教授。

在汪曾祺的记忆中，陶光自有一种神采——“面白皙，风神朗朗”。联大师生大多陷入生活的拮据之中，而陶光似乎并没有这样的生活困苦，也许是因为他家境好。“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同时穿两件长衫。里面是一件咖啡色的夹袍，外面是一件罩衫，银灰色。都是细毛料的。”联大教员、助教大都穿布长衫，有家累的更是衣履破旧。陶光衣着光鲜，在一群衣衫破旧的联大教员中，显得颇为另类。另类，似乎也是他的情感婚恋和人生遭际的特点。

西南联大师生中兴起昆曲热，吸引了大量有此雅好的知音参与。据吴征镒的《西南联大侧记》一文可知，陶光是参加“曲会”的活跃分子。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师、戏剧家吴晓铃热衷昆曲，后赴印度讲学。但罗常培、浦江清两位老师，以及崔之兰（联大生物系教授张景钺夫人，时任生物系教授）、陈竹隐（朱自清夫人，昆曲演员）对曲会相当热心，中间分子则有陶光（重华）、张宗和、张友铭和吴征镒等人，后来还有朱德熙和汪曾祺参加。

陶光的曲子唱得很好。他是唱冠生的，在清华大学时曾得红豆馆主（溥侗）亲授。他嗓子好，宽、圆、亮、足，有力度。他常唱的是“三醉”“迎像”“哭像”，唱得苍苍莽莽，淋漓尽致。[2]

晚翠园的曲会吸引了爱昆曲的联大师生，在青翠大叶、金黄小果的枇杷树下，经常响起丝竹之声，昆曲雅韵，为幽静的花园增添了丝竹韵味。晚翠园位于云南大学西北角的一座花园，院内栽种二三十棵枇杷树。“晚翠”出自周兴嗣《千字文》“枇杷晚翠，梧桐早凋”。月亮门的门额上刻了“晚翠园”三个大字，是胡小石写的，很苍劲。 胡小石在重庆“中央大学”教书，云大校长熊庆来和他是至交，1939年把他请到昆明来，在云大短暂执教。云大中文系有几个同学发起了这个曲社，设施简陋，仍吸引了联大师生参加活动，“比如陶光、吴征镒、崔之兰先生及其丈夫张先生。除了联大、云大师生，还有些外来客人参加同期”。

崔之兰与丈夫张景钺

张景钺、崔之兰、张企明与其表姐雷崇立

每次做“同期”（唱昆爱好者约期集会唱曲，叫作同期）必到的是崔之兰先生，她是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张景钺是西南联大生物系主任。联大复员后，两人同在北大执教，夫妻同在“文革”中被批斗。崔之兰在1969年初发现患癌症，1971年病危时，张景钺让人将自己抬去与夫人握手告别。张景钺卧床十年，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于1975年逝世。张景钺逝世，没有遗体告别仪式，没有追悼会，没有花圈，没有挽联；但是国外专业期刊悼念了这位中国同行的去世。

崔之兰举止端庄，但是唱起曲子来却很“嗲”，几乎每次都唱《西楼记》。张景钺每次都陪崔之兰来，妇唱夫随。“张先生不唱，只是端坐着听，听得很入神。”

曲社的策划人实为陶光，有两个云大中文系同学为其助手，负责石印曲谱、借教室、打开水等杂务。

来晚翠园参加曲会的联大青年教师中，吴征镒和陶光是活跃分子，深得昆曲滋味。吴征镒很早就会唱昆曲，他出生于扬州文史世家。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吴征镒身体好，中气足，唱老生，能把《弹词》的“九转货郎儿”一气唱到底，专业的演员都办不到，——戏曲演员有个说法：“男怕《弹词》。”他常唱的还有《疯僧扫秦》。

联大后期，联大生物系讲师吴征镒搬入昆华南院最后的大殿（西仓），南隔壁是西仓坡，闻一多、吴晗、潘光旦等师友的宿舍。吴征镒回忆说：“在这个小院还住着赫崇本、顾昌栋、谢毓章等人，大约有两桌人吃饭。顾的同屋余大鲲雅善吹笛，那时我的嗓子也好，能唱《弹词》《骂曹》《扫秦》《冥判》《夜奔》等全出，虽然慷慨悲歌，略抒愤懑，但不免惊吵四邻。”(www.xing528.com)

吴征镒在西南联大后期，思想进步，经常参加联大的中共地下组织的读书会，和闻一多交往甚密。而陶光则沉浸在戏梦人生中，在昆明，陶光有两段恋情。

陶光爱慕并追求张充和，在昆曲的圈子里并不是什么秘密。“陶先生是充和弟弟宗和的朋友，他的年龄比充和小。早在1930年初，还在清华谷音社学昆曲时，充和就认识他。当时陶光常演小生，充和则为他吹笛伴奏。后来陶先生开始追求充和，充和虽然不能报之以爱情，却一直与陶先生保持很好的友谊”。[3]

1939年元月一天的曲会上，张充和唱《牡丹亭》中的“寻梦”。就在这天的曲会上，陶光在张充和的《曲人鸿爪》书画册中写下了张充和所唱的两支曲子。

其一为《懒画眉》：

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原（元）来春心无处不飞悬，是（哎）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向）好处牵。

其二为《江儿水》：

偶然间心似缱，在梅树边。似这等（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哎呀梦见吓）守着（的）个梅根相见。

陶光不但善唱昆曲，字也写得很好，“气韵流转”。他写“二王”，临《圣教序》功力甚深，张充和曾送他一本影印的《圣教序》。只是他不大为人写字，书名不著。因为张充和在昆曲和书法方面成就深湛，陶光对她很是爱慕，互相引为知音。[4]

由陶光对张充和的爱慕和倾心，可以想象，陶光在为张充和题写这两段唱词时内心的复杂情感。可是，陶光情感的琴瑟，未能引起张充和的共鸣，“张充和似只把陶光看作一般的朋友，并不特别垂青”。

蕙质兰心、多才多艺的张家四小姐，在昆明时期，与杨振声、沈从文、朱自清一起编选教科书，她的身边不乏追求者，其中诗人卞之琳在抗战之前的北大时期，就对张充和钟情尤深。另一位就是在战前清华谷音社就认识的陶光。“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这是张充和20世纪40年代写的《寻幽》中的一联，张充和非常喜欢这一联，曾将这一对句写成隶书对联，编选者加了这样的说明“颇能反映作者的人生观”。陶光是落花有意，但张充和流水无情，对待众多追求者，十分冷淡，她只是将这些追求者当作知己来看的。

1940年，张充和到了战时的陪都重庆，任职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陶光追求张充和未能修得正果。1947年12月，陶光因入戏太深，在昆明娶了一位唱滇剧（也叫滇戏）的女子。这位艺名叫耐梅的滇戏女艺人，在茶馆中清唱起家，然后登上滇戏舞台而红火。

陶光爱上滇戏女艺人并非偶然，可以看作是爱屋及乌。联大教授中，有不少人喜欢滇戏。钱穆说：“滇戏在全国各地方戏中，与京戏最相近。”滇戏名角栗成之深得联大教授的青睐。钱穆说：“栗成之每逢星期六之晚必登台，余等三人亦必往。”联大常委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和教授刘文典、陶光等经常看栗成之演出，并以杜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书联相赠。

陶光的两次恋情都是因戏结缘生情，这一次终修得正果，但人生走向和命运也因此而改变。陶光和耐梅，一个是云南大学的教授，一个是滇戏女艺人，经过刘文典的撮合，冲破社会压力和世俗偏见结婚。当时社会对女艺人严重歧视，两人结婚，横遭訾议。婚前一帆风顺，婚后波浪迭生。两人住在云南大学教员宿舍，遭到教授夫人们的抗议和非议，连德高望重的刘文典教授，也受到了牵连。最后，陶光毅然携带新婚未满周年的夫人，远走天涯海角。

后来，陶光夫妇到了台湾。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一缕昆曲陷渺茫，陶光最后的结局，“悒郁潦倒，竟至客死台北街头”，令人心酸。陶光有遗诗一卷，题为“独往集”，嘱人转交在美国的张充和。张充和得知陶光之死，作诗纪念。在《题陶光独往集》写有序，透露了陶光生命中最后的凄凉：“陶光死约四十，被师范大学解聘，又与其夫人离异。贫病忧愤，竟至饿死，倒在小桥上。”

张充和怀念陶光的诗歌第二首第一句“堤畔酣歌日”，指昆明湖畔，翠堤之上，陶光常独自放歌，独自唱昆曲。张充和不愧为陶光的一世知音。抗战初期的昆明，有陶光爱的人、恋的曲。现在看来，陶光在西南联大时期，应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