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英与彭兰：哲学与文学结合，西南联大生活录

张世英，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1年出生于武汉。张世英自幼受父亲——一个普通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思想影响，喜爱老庄和陶渊明，养成了“少无适俗韵”、自命清高的性格。读初中时，便以父亲的教导为座右铭：“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武汉沦陷，张世英离开家庭，只身到鄂西山区读高中。1941年秋，张世英和一位同时考取西南联大经济系的同学同坐一辆封闭型大货车（当时称“黄鱼车”），从重庆出发，途经贵阳，走了七天七夜，到达昆明。

西南联大的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一样浓厚，让张世英这位新鲜人感受深刻。进校不久，张世英就碰上由联大学生带头的“倒孔”运动。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何香凝、柳亚子及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等滞留香港的著名人士无法及时撤离，而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却垄断中航公司的飞机，专事运输私人财物，孔家甚至把洋狗也用飞机运回重庆。消息传来，舆论哗然，西南联大师生群情激愤，很快贴出由26名同学联名发表的《倒孔宣言》。

张世英谈到联大师生专注学术而又不忘情政治活动时，说：

西南联大的学生，白天游行示威，晚上却照样自学到深夜；白天在大街上高喊“打倒孔祥熙”“要民主”，晚上在宿舍里照样交谈数学方程式和“边际效用”；刘文典讲《红楼梦》，从傍晚讲到深夜，还有人向他不断提问，探讨一些文学、甚至佛学的问题。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座春风化雨、弦诵不绝的学术殿堂。在西南联大，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位北大旧交，似乎友情依旧，往往携手同行。这是西南联大自由学风的一个重要特征。

张世英感受到联大的自由学风不仅停留于此，他转了两次系，最后才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哲学。刚入联大，读经济系，原以为经济系讲的是经世济民之道，不料经济系一些课程尽是什么货币、银行、会计之类的“生意经”，他觉得太庸俗，于是转入了社会系。可是他不喜欢社会系的“人口调查”之类的课程，特别是其中一门课是老师带领同学去妓院搞调查，让张世英感到厌烦。于是，张世英选修了贺麟先生的哲学概论，这是一个转机，贺麟先生将张世英引领上哲学之路。

联大学生喜欢泡茶馆，而同乡的同学多喜欢在泡茶馆时聚在一起。张世英认识了读中文系的湖北同乡彭兰。张世英回忆说：“当时，男女同学都在云林街的茶馆里念书，湖北人就和湖北人凑在一起，湖北同学会主席、中文系的彭兰是湖北浠水人，比我高两届，她是靠近共产党的进步分子，性格比较活泼。我对同学会没什么兴趣，但毕竟是同乡，所以混在一起。”

彭兰1940年考入联大，入学时，历尽艰难只身到了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读中文系，次年转入昆明。彭兰是联大的才女，在中文系的读书报告上经常附录自己写的古体诗，深得闻一多、朱自清、罗庸、浦江清等先生赏识。彭兰和同班或同乡同学交往，也常以诗相酬和。

彭兰的父亲是前清翰林。闻一多家乡观念很重，彭兰是西南联大湖北同乡会会长，闻一多自然对这位同乡加倍关照。彭兰家乡已经沦陷，一个人漂泊在昆明，视闻一多为自己的家人，于是认闻一多为干爹，自此，彭兰成了闻一多的干女儿。[1]

彭兰刚认识张世英时，起先不知道张世英读哲学系，说了一些令张世英难堪的话：“哲学系的人，好争辩，寡人情，不通世故。”而且，她认为学哲学的多是疯子。彭兰可能耳闻联大著名的哲学家沈有鼎教授，被人称为“疯子”，难免对学哲学的人产生一些偏见。彭兰还经常说“决不会同一个学哲学的人结婚”，可彭兰自己却是闻一多欣赏的女学生中最有哲学头脑的人。

后来两人彼此熟悉了，张世英发现彭兰喜欢作旧诗，受彭兰的影响，张世英也学着写点诗。但张世英完全不用平仄，彭兰鼓励他：“你的诗有意境，这就不易，平仄我可以教你。”两个人切磋诗艺，关系逐渐亲密了。

当时联大学生中间，思想立场左中右都有，张世英属于中，彭兰觉得张世英是一个政治性不强、不进步的人。于是，征求闻一多先生的意见。闻一多邀请彭兰带张世英到家里“面试”。闻一多了解了张世英的家庭状况之后，接着说：“听说你很有哲学头脑，我很愿意你能常来我家聊聊。现在的形势，我想，你也清楚，希望你走出象牙之塔。”闻一多在联大青年学子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很多像张世英这样只想做学问的学生，渐渐走出象牙之塔，思想向左，投入革命的历史洪流之中。临别时，闻一多送了张世英一本《海上述林》，黑绒面，烫金字。走出闻一多的家门，张世英觉得人生面临一次重大转折。

显然张世英通过了这次“面试”，闻一多认为张世英具有哲学头脑，值得培养，哲学与文学就这样联姻了。1945年7月22日，张世英和彭兰结婚。此时，张世英即将上联大哲学系四年级，彭兰已经在联大中文系毕业并在建国中学执教一年。他们在《云南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我俩定于七月二十二日结婚，国难期间一切从简，仅此敬告各亲友。张世英 彭兰。”他们发表结婚启事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抗战胜利马上降临，他们结婚之后的第四天，中英美公开发表促令日本立即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张世英和彭兰结婚的当日，在云林街竹安巷的一个二层楼请了一桌酒席。“汤用彤先生做证婚人，闻一多先生是女方主婚人，冯文潜先生是男方主婚人。”

闻一多先生用篆字写过一个横幅“我心则悦”，赠送给这一对新人。上款写“若兰世英结婚纪念”。闻一多对新人解释说：“这不仅是因为彭兰是单名，不好写，更重要的是若兰者，似兰非兰也，真正的兰花太实，我想虚一点好，专取其幽香清远之意。”后来，这个横幅在张世英出差的时候被贼偷走了。看来这是个雅贼，他也喜欢闻一多先生的篆体书法。

张世英和彭兰的婚礼上，还闹出了一个小插曲，给婚宴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汤用彤夫妇带着他们的二儿子汤一玄去参加婚礼，汤一玄那时候还很小，不懂事，童言无忌，看到新郎新娘后说：“什么叫结婚啊，结婚是不是两个人拥抱啊？我爸和我妈就拥抱！”话刚落，汤先生的夫人就大骂汤一玄“死鬼”。闻一多的夫人高孝贞就说，这有什么啊，什么“死鬼死鬼”的，亲就亲呗！

张世英的回忆录《归途》中还讲到汤用彤夫妇的一则趣闻：

汤用彤先生矮矮胖胖的，头发花白，就像一个菩萨，我们老叫“汤菩萨”。他和他夫人关系特别好，虽然他们结婚是受父母之命，他夫人识字不多，但很贤惠，长得很漂亮，属于旧式妇女。有一次，碰到汤夫人，我们就问她：“你和汤先生关系特别好吧？汤先生特别爱你吧？”她说，是啊！人家说我是一朵好鲜花，献给活菩萨。(www.xing528.com)

我们从张世英和彭兰的婚礼可以感知，联大教授和学生交往密切，亲如家人。亲其师而信其道，联大对学生的培养并不仅仅局限在教学课堂，他们的课堂无处不在，甚至就在教授的家中。联大教授对学生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不仅仅停留在做学问的层面，而是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春风化雨，滋润学生。

1946年，联大复员，张世英和彭兰即将北归，退掉租房，暂住闻一多西仓坡的家中。闻一多与张世英、彭兰夫妇闲谈时说：“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子女，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他夸赞另一位学生季镇淮不弃糟糠之妻，说：“只有对感情忠实的人，才能尝到感情的滋味。他未来的家庭一定比较幸福。”闻一多说这话时是1946年7月5日，即他遇难的前10天。他对学生说的，显然也是自己对婚姻和爱情的亲身体会。

张世英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

张世英夫人彭兰女士1948年在南开大学执教时留影

这一晚，闻先生给张世英和彭兰讲了很多话，并谈论到内战爆发和将来的局势。西南联大解散了，进步人士的后备力量——学生都走了，教授再说进步的话就危险了。当时，已经有传言：几位联大进步教授已经被列入黑名单。张世英说：“我们就劝闻先生先去重庆，然后到北平。闻先生脾气比较犟，硬是不走，要坚持下去。他还劝我们说，你们到了武汉回老家看一下就赶紧去北平。他预测，国民党要把整个国家统一起来不太可能，分析中国的形势应该是南北对立，估计长江以北都是共产党。闻一多还对我们说，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将来到了那一天（指共产党得天下），你们懂吗？我还是要做我的学问的。我和彭兰直点头说‘懂’。”

闻一多对北归的季镇淮和程应缪（流金）也说了类似的话，鼓励他们早日到北平，不要在老家滞留。辞行时，闻一多对流金说：“你在江西是待不住的，你没有可以沉默的性格，纵使去中正大学教书，再好的读书环境，也终必苦闷，要向大地方跑。”

所有和闻一多告别的学生，他们都无法料到，这是一次生离死别。张世英回忆道：“回乡途中，当我们的车开到曲靖的时候，得到李公朴被刺的消息。过了几天，我们的车开到贵阳的时候，报纸上刊登了闻一多被刺的消息。我们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就想回去看他，一个进步的同学劝我们说回去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果我们就没有回去。”

1946年秋，张世英到南开大学任助教。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加上与彭兰和闻一多烈属的来往，受他们的熏染和启发，积极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示威活动。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各大学的哲学系取消了，并入北大。张世英调入北大，他回忆北大哲学系说：“北大哲学系有来自全国的二十几个系主任和十几位文学院院长，按理说比西南联大强，真是盛极一时，但在当时的政策下，所有老先生不许开课，那时主要靠我们年轻讲师讲课，那时的一些东西让我今天还惭愧。”

笔者想，让张世英惭愧的，一定有帮助金岳霖写的检查稿件吧。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运动中，“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就成了批判对象了，叫他们写自我批判，他们又都不会写，就叫我们这些年轻人帮他们写自我批判”。

张世英在回忆录《归途》中，谈及帮助金岳霖写自我批判文章时的详情：

1954年要批判胡适，金先生写不出来这样的批判文章，汪子嵩是当时哲学系的党政负责人，就由他组织我和黄楠森，共三个人替金先生写批判胡适的文章。我和黄楠森写好了后就由汪子嵩统稿，第二天就拿给金先生看。当时，听党的话就是听一个年轻党员的话。金先生看完我们写的批判文章后一个劲儿说，好啊！好啊！最后署名为金岳霖、汪子嵩、张世英、黄楠森的批判文章在《北大学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

张世英回顾自己的一生，认为经历了两次大转折：第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走出象牙之塔”的转折点；第二次是改革开放，是“迷途知返”的转折点。一代学人从西南联大的专注学问，不关注政治，到“走出象牙之塔”，随后经过了几十年的风云变幻，当哲学从政治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他有“迷途知返”之感。张世英以《归途》命名自己的回忆录，有回归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之意吧。

1988年，张世英的夫人彭兰病逝，夫人病逝的第二天，张世英写了一副挽联：

春城弦诵喜结缡，争吟韵事，从此谁与正平仄；

人海徊徨承解惑，共倾衷肠，他生再面嗟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