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学子的婚礼，为李印泉与张中立的证婚

梅贻琦，西南联大的三常委之一，实际上是西南联大的掌舵人，使西南联大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中，岿然不动地屹立在昆明。梅贻琦这位掌舵人，带领着西南联大出入风波里，躲过暗礁、闯过险滩，最终达到胜利的彼岸——迎来抗战胜利，三校复员。梅贻琦在昆明每天要完成繁忙的公务，在公务之余，多次参加联大学子的婚礼，这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不妨以梅贻琦的1941年、1942年为时间区间，看看他参加的联大学子的婚礼。惨烈的战争，每天都有军民死亡，但也有婚礼，有新生，生活仍然在继续，生命仍然在延续。日军轰炸昆明和西南联大的爆炸声，无法掩盖喜庆的唢呐声。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抵达战时的昆明，和梅贻琦一起感受新人的喜庆。

1941年1月2日，因为元旦只放假一天，上午10点，梅贻琦就到联大办公处工作。午饭后1点05分，梅贻琦听到了空袭警报，1点40分，飞来了8架日寇飞机，轰炸了昆明巫家坝和石龙坝。这是很平淡的一天，但生活在昆明的人们又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而昆明的城市公共和基础设施，更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云南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其战略位置在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中显得日趋重要。国民党“中央空军航空学校”由杭州迁至昆明巫家坝机场，巫家坝机场成为国民党航空总指挥部所在地。之后“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因战争所迫逐步向昆明转移，巫家坝成为“两航”中心之一。此时的巫家坝机场成了全国空军和民航的聚集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昆明巫家坝机场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进出口机场。石龙坝水电站是中国第一个水电站，建设于1912年，480千瓦的电流为昆明市民送来了第一缕现代工业之光。

有目的地轰炸昆明的城市基础设施，可见日寇的险恶用心。但是日寇的轰炸并没有影响联大人过新年的好心情。这天晚上6点，梅贻琦到共和春酒楼为唐绍宾、段晚英证婚。在去这一对新人婚宴的路上，梅贻琦发现昆明城内的电灯有不少是熄灭的，但不久逐渐恢复。日寇轰炸石龙坝，影响了昆明的电力供应。

梅贻琦还曾为西南联大的校医徐行敏证婚。徐行敏作为一名医生参加了从长沙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旅行团途经贵州苗族居住区时，旅行团的成员和苗民联欢，李继侗教授临时拉出医官徐行敏表演交谊舞助兴。梅贻琦不仅为联大的青年职工、教师和学生证婚，也为昆明的社会上层人员的子女（多为官二代或者商二代）证婚，这成为联大教授与云南军政、士绅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

1941年1月25日下午5点多，梅贻琦到西南旅社为李印泉公子希泌与张中立女公子证婚。证婚人还有关麟征（字雨冬）总司令，因事未到。介绍人是龚仲钧、胡简如。梅贻琦在这对新人的婚礼结束后，还去了商务酒店向张家道喜。梅贻琦在日记中提到的关麟征，是抗日名将，所率部队曾参加台儿庄大战、长沙会战。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后，进一步切断了中国滇越国际交通线，我国西南边境形势紧张。关麟征部由桂入滇。1944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配合盟军作战，在昆明设立陆军总司令部，滇、桂、黔三省的国民党部队统编为四个方面军。次年初，关麟征所辖部队并入第一方面军，卢汉任第一方面军司令官，他任副司令官，仍率部队守备滇南，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关麟征在昆明时期，与联大教授交往颇密切。因同是陕西人的缘故，联大教授吴宓与关麟征交往甚密切。吴宓曾为关麟征写古体诗，褒扬他抗战之功绩。而关麟征多次送吴宓现金，求吴为驻防云南高级军官的父母写祝寿诗、墓志铭之类的应酬文章。

1945年10月，关麟征出任云南省警备司令。12月1日，国民党云南省党政当局制造了“12·1”惨案，昆明四位教师、学生惨遭暴徒杀害，群情激奋，引发西南联大的罢课学潮。关麟征当时为云南省警备总司令，成为联大人千夫所指的怒骂对象。

再回到梅贻琦为昆明高层人士子女证婚的话题上来，李印泉公子希泌与张中立女公子的婚礼，有军界、政界、学界的要人参加，在当时的昆明可称得上豪华婚礼。因为介绍人之一的龚仲钧系国民党云南省教育厅长。李印泉即李根源，云南腾冲人，近代名士、国民党元老，时任云贵监察使。徐悲鸿画有水墨人物肖像《李印泉》。(www.xing528.com)

1941年5月10日晚7点，梅贻琦到正丰西餐馆为曹本熹、魏娱之证婚，仪式简单，梅贻琦觉得“颇好”。

1941年10月22日晚5点，梅贻琦到青年会为熊秉信和袁孟仁（云南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大学生）证婚，这次婚礼上来宾李石曾致辞，引张静江夫妇不吸烟不食肉的故事。熊秉信是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之长子。从1938年起，熊秉信先后出任云南省建设厅地质调查员、云南大学矿冶系助教和讲师。熊秉信结婚时，在云南一个旧锡矿工作，结婚后，新娘亦来到该矿化验室工作。熊庆来时任云南大学校长，而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任北平研究院院长、中法大学校长，抗战初期，都迁到昆明。抗战时期，李石曾多次到昆明，成为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座上客。新人熊秉信和袁孟仁夫妇大概有信仰佛教者，故李石曾“引张静江夫妇不吸烟不食肉的故事”。这可从10月27日的梅贻琦日记看出：“晚七点熊校长在云南大学请客，吃佛教会素菜，主客为李石曾。”

1942年，就读于西南联大航空系的吴蔚升（后改名吴大观，成为航空专家）毕业，他和时任清华大学会计的华允娥（后改名华国）恋爱，两人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结婚启事，在工学院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举办结婚典礼，请梅贻琦证婚。吴大观回忆说：“在那时，大学的教授、校长都没有什么架子。因为我的爱人是清华大学的职员，跟梅贻琦先生的家属很熟悉，他知道华小姐要结婚了，很关心，于是我去请他来做证婚人。”

吴蔚升1916年生于镇江，他进入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值得一提。读中学时，他考入镇江对面的扬州中学。1937年，吴蔚升从扬州中学毕业，原来报考的是清华大学。可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以往正常的高考与招生工作。“当时的考试办法是从北京把考试卷子运到上海，在上海组织考试。原定的考试时间是8月10日，我们几个同学是8月6、7日到达上海……临到考期，有告示贴出，说是由于京沪铁路不通，卷子没有运到，考试撤销了。紧跟着就是‘八一三’——8月13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争打起来了。”比较幸运的是，吴蔚升没有经过考试，直接保送进入长沙临时大学，这要得益于扬州中学的名气和教学质量。“扬州中学在旧社会就已经比较有名了，考清华、交大等名牌大学，被录取的学生比较多。学校看我们是扬州中学的毕业生，答复是你们来，不用考试，可以保送，只要学校写一个证明就行。”

吴蔚升最初读的是机械系，读了三年，转入航空系，谈到为何转系，抱定“航空救国”的吴蔚升说：“那时日本飞机轰炸很厉害，简直拿它没有办法。我有一个同学是飞行员，我常常到他那个坐落在郊区巫家坝机场的航校去看飞机，这个航校就是国民党的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因为战乱迁到昆明的。同时，西南联大学校里有一些杂志，自己也看了一些，益发使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学航空。”读了三年大学，再转系，仅有一腔爱国热情是不行的，吴蔚升有一个爱好，喜欢研究昆虫的翅膀，他的一个日记本中，贴满了各种各样昆虫的翅膀。他拿着这个日记本找到航空系主任王德荣，说明自己转系的愿望和理由。 吴蔚升顺利转入航空系，又读了两年才毕业。

吴蔚升在联大求学期间，认识了清华大学会计处的职员华允娥。两人一了解，原来都是扬州中学的同学，之后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吴蔚升毕业了，两人决定结婚。证婚人是梅贻琦，还有两位主婚人，代表男女双方的家长。“两位主婚人，一位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他的腿有残疾，行走不便；还有一位是生物学教授陈桢，他和夫人都是扬州人，和我爱人算是同乡。”

两人的婚礼非常简单，置办了一点小点心、茶水，正面摆一张台子。“梅贻琦先生坐在中间，潘光旦先生和陈桢先生坐在两边。我们两个人向主婚人、证婚人和来宾鞠躬，主婚人和来宾都讲了话。”参加两人婚礼的，除了联大教授，还有吴蔚升的同学，沈元、张世英等三十多位同学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吴蔚升结婚后，夫妻双双去贵州大定工作，“那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买的是美国的发动机专利，在那里制造、生产”。和吴蔚升华允娥夫妇一起去大定的，还有两对刚刚完婚的佳偶——梁守槃教授夫妇和潘延龄夫妇。梁守槃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毅然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大、浙江大学航空系。1939年至1941年，梁守槃在西南联大航空系开设“内燃机”课程，吴蔚升上过梁守槃的“内燃机”课。

经常在学生的婚礼上当证婚人的梅贻琦，从长沙到昆明，这8年的时间，他送走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不知道见证了多少对联大学生的婚礼。在学生的婚礼上，性格内向、情感含蓄的梅校长，一定为他的学生感到欣慰。梁守槃夫妇、吴蔚升夫妇，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制造发动机。如果把战时中国的学术比喻成一架战斗机，那么西南联大就是梁、吴夫妇，他们承担了制造发动机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