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这是冯至《十四行集》中的名句。1941年初，冯至在一个下午偶然写出一首十四行诗，后来在一年内写了27首，编为《十四行集》，寄给桂林明日社的友人陈占元出版。
李广田在诗论《诗的艺术》中，称冯至是“沉思的诗人”。“他是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所看不见的地方。”一个看似“恬淡的诗人”，在《十四行集》中却表现了“强烈的感觉”；一个承载“广大的寂寞”的诗人，却担当了“比欢悦还大的信托来担当我们的悲哀”；从纵的方面看，他把时间、历史看作一道永远向前的洪流，从横的方面看，他的诗融合了人与人、人与物的生命，而时间与空间本是不可分割的，即宇宙人生的本体。
冯至《十四行集》诞生于昆明，是超越庸常的琐碎与战乱的苦痛而盛开的花朵。《十四行集》的雄奇与美妙，在李广田的论述中，生动呈现出来。联大的诗人，不仅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真，也唱响那个时代的歌。
冯至年轻时的照片
有诗与书相伴，贫寒的日子也能生出花朵，摇曳生姿。
1942年3月，冯至到联大法律系办公室办事，偶然发现简易的书架上陈列着几十本德语文学书。这其中有些书，冯至在德国留学时就读过。在此相见，如遇到故人。冯至拿起几本翻阅，马上判断出，这些书的主人是联大法律系教授费青（云大、联大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的三哥）。当年费青在德国留学时，买的这些书籍，一直随身带着到了云南，因生活苦难，只好将这批书卖给了联大法律系。书放在这里，无人借阅，冯至成了唯一的借阅者。冯至借了几本，读过之后，马上归还。
冯至在还这些书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北平的家，不知那四十卷德文版《歌德全集》等珍贵书籍是否安然无恙，不由得惴惴不安。想起抗战初期，邮寄到友人徐澄梵处的几箱书刊毁于长沙大火，灰飞烟灭，不由得悲从中来。冯至的书毁于长沙大火，并不是个案，陈寅恪、汤用彤的书，也毁于1938年11月的长沙大火。从北平带出的珍贵书籍毁于一旦，改变了陈寅恪和汤用彤治学的计划和路径。在战争年代，书籍虽然是身外之物，但对于学者来说，既是生产资料，又融汇了个人的感情和智慧。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遭受的又一次书厄。
现有的书籍缺少，冯至只好在昆明慢慢积累。他经常到青云街上的一个旧书店淘书。1942年3月17日，冯至在日记中写道：“卖旧书一百三十元，买《圣经辞源》二十元。”随后，他又在这家旧书店买到《清六家诗钞》。这两部书，一直伴随冯至至晚年。
1943年6月的一天，冯至又一次光顾这家旧书店。他看到一部仇兆鳌的《杜少陵诗详注》，合订两册，属于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虽然不是什么好版本，是平时很容易买到的书，对于此时的冯至来说，却视若珍宝。冯至手捧这部书，摩挲，翻阅，越看越喜欢，当即决定买下来。可是，一摸干瘪的口袋，钱不够。冯至只好放下这部书，打算次日来买下。但是，等冯至回来买书时，书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冯至感到一阵惆怅，遇到一位联大的同学，把自己刚才想买的书已被售出的经历说了。这位消息灵通的同学，打探到《杜少陵诗详注》被联大历史系的同学丁名楠买走了。6月24日，冯至在日记中写道：“欲买杜少陵诗，已售出，知为丁名楠购去。”
6月25日，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丁名楠来，将这部书让给了冯至。盛情可感的美意，失而复得的转变，让冯至更加珍惜《杜少陵诗详注》。从此，这部书和冯至朝夕相处。“我一首一首地反复研读，把诗的主题和人名、地名以及有关杜甫的事迹分门别类记录在‘学生选习学程单’的背面，这种‘卡片’我积累了数百张。”品赏了许久杜甫的诗，冯至打算为诗圣写一部传记。
事实上，冯至早年并不喜欢杜诗。但抗战时期奔波流离的生活改变了他的文学趣味，让他一步一步走近杜甫。冯至说：“我个人在年轻时曾经喜爱过唐代晚期的诗歌，以及欧洲19世纪浪漫派和20世纪初期里尔克等人的作品。但是在战争岁月，首先是对杜甫，随后是对歌德，我越来越感到和他们亲近，从他们那里汲取了许多精神的营养。”
离乱的抗战时期，经历生与死、荣与辱、血与肉的考验，人们与杜甫异代而心通。
冯至合上《杜少陵诗详注》，杜甫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你在荒村里忍受饥肠，
你常常想到死填沟壑，
你却不断地唱着哀歌，(www.xing528.com)
为了人间壮美的沦亡。
同样的流离，同样的贫困，同样的客居。杜甫成了冯至的隔代知己，萧条隔代不同时，冯至读出了时代的痛楚和人民的呼声。
年年岁岁一床书，《杜少陵诗详注》伴着冯至。杜甫的形象不时浮现在他的脑海，杜甫的诗句随口吟出。1945年冯至在报纸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杜甫和我们的时代》，一篇是《我想怎样写一篇传记》。为杜甫作传就像一粒种子，在客居昆明的这段日子落地。
这粒在战争年代发出萌芽的种子，在新的时代开花结果。1951年1月到6月的《新观察》上，冯至连续发表《杜甫传》的章节。此时林元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林元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在校期间和同学创办《文聚》，担任主编。在昆明时期，林元多次向冯至约稿。从昆明到北京，冯至将修订的《杜甫传》章节交给林元编辑，可谓再续前缘。这是后话。
当年杜甫经历的，冯至大都感同身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1945年8月10日晚上8时左右，邻舍传来从广播听到的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消息突如其来。当时冯至女儿冯姚平已经躺倒在床上，听到胜利的消息，兴奋得把床板踢得噼里啪啦直响。冯至从书桌前简陋的椅子上一下子站起来，和姚可崑拥抱在一起，女儿轻快地跳下来，加入父母的拥抱，一家人紧紧地拥在一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激动地说不出话，喜极而泣。冯至打着一把破旧的雨伞出去打探详情，巷口静悄悄的，让人怀疑这胜利是不是虚幻的。冯至在泥泞之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走到一家报馆，在跃动的烛光照耀下，上边果然写着“日本已于今日投降”的告示。冯至不由得丢掉手中的雨伞，仰天长叹，任凭凉凉的雨滴从脸庞滑下。就在此时，不远处传来欢呼的声音，接着是鞭炮声，他仿佛看到庆祝的人们，在雨中大笑、雀跃，不顾泥水飞溅在身上。整个城市似乎都已经被欢庆的气氛笼罩，胜利的呼声在每一条大街上蔓延……冯至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好像放下了一个常年的重担，同时又感到整个世界也喘了一口气。
在这个时刻，欣悦的灵魂，沉浸在对抗战捐躯者的怀念之中。对于有幸见证此刻的生者来说，所有的艰辛、苦难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变得值得。冯至回到家中，记录下这一刻纷至沓来的感受，创作出了《八月十日灯下所记》。胜利传来，漫卷诗书喜欲狂。可是，狂喜像浪潮一样退去之后，冯至和诸多联大教授一样，忧虑和担心像乌云一样弥漫，国共内战的必然到来，让冯至内心非常复杂。
冯至的担心，并非多余。残酷的流血事件就发生在他的身边，发生在联大校园。1945年12月，昆明发生“12·1”惨案。冯至写了《招魂》一诗呈于死难者灵前。冯至创作的这首诗，脱口而出，激情澎湃，直叩爱国师生的心扉。后镌刻在“12·1”四烈士墓前石壁上。
抗战胜利，酝酿着新生。1946年2月2日，恰好是大年初一，冯至和姚可崑迎来又一个女儿，姐姐出生在北平，叫冯姚平，妹妹出生在昆明，就叫冯姚明。冯姚平出生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年，冯姚明出生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半年后。“她们姊妹二人对于我们的战时生活好像一个是序曲，一个是和乐的尾声。”姚可崑说。
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光荣而伟大的使命，宣告结束。三校复员，冯至是北大外文系教授，一家人回到了久违的故都。
[1]见唐绍明《务本务实 自立自强——怀念我的父亲唐贯方》。
[2]见刘蔷《战火劫难古籍新生——记清华大学焚余书始末》。
[3]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见刘斌等编著《寂寞陈寅恪》，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
[5]见《闻一多年谱长编》。
[6]见《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
[7]见《闻一多年谱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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