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从1930年秋至1937年秋住在北平，他一心购藏旧籍，常来往于琉璃厂、隆福寺，与新旧书肆大小老板，无不熟识。钱氏原藏有《三朝北盟会编》钞本半部，出自浙东某名家，纸张墨堪称一流。1937年春，钱穆在琉璃厂发现此钞本的另半部，喜出望外，想买下合璧，为摊主察觉，欲购之，摊主问购此残本何用？钱穆说，此书纸张、字样、墨迹、书品皆佳，虽残本，置案头，亦堪供欣赏。书商久默不语。其后，钱穆委托书友代购，书商终不肯出手。无可奈何，与此书失之交臂。
时间虽短，但钱穆淘得古书二十万卷左右，五万多册，其中不乏珍本孤籍。如此坐拥书城，却也来之不易。钱穆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于书。然而，“苦中有乐”，如钱穆在《师友杂记》中所写：“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平时，钱穆常谈笑说：一旦学校解聘，我就摆一旧书摊，可不愁生活。1937年，钱穆匆匆忙忙南下时，将二十余箱书籍交于某宅主保管。
1937年，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此书是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稿，初讲之时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时在北大就读的杜道生晚年回忆说，抗战开始，我们这些学生匆匆逃离母校，书籍大多散失，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在其中，真是惋惜。1958年，杜道生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这本书，就买了下来。杜道生还有和钱穆的藏书再续前缘的机会，而钱穆本人则没有这种可能了，钱穆自此一别古都，再也没有回到他魂牵梦萦的北京。主人与千辛万苦淘来的藏书分离，自然是痛苦的。胡适离开大陆后，最终也未能见到他在北京的藏书，晚年写好遗嘱，捐赠给北京大学。
由于种种原因，钱穆的藏书被一书贾以百石米价买去。钱穆电告汤用彤，请书贾保留藏书，一旦回到北平，再赎回。书贾也应允，但最终流散民间。(www.xing528.com)
1949年后，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学院，培养了像余英时这样的著名学者。在香港时，钱穆的老友张燕谋为新亚研究所购得一部《资治通鉴》。钱穆一翻阅，认出了这书是他的长兄声一的旧藏，书上有其兄留下的痕迹，“手书书根，书中亦多先兄手迹”。这套书是钱穆从苏州家中带到北平的，竟然出现在香港的旧书市。钱穆面对散失的书，仿佛回到战前的北平，不由得想起其五万册藏书的命运。钱穆藏书，决不加盖私章。他曾在北平收藏一部谭延闿的旧藏《皇清经解》，上有谭延闿的藏书印。钱穆不盖藏书章，觉得每一部古籍“无不经前人藏过”“何必多增一印，以供他日别人之多一嗟叹乎”。
友亡书散，诚为钱穆晚年一大嗟叹。后来，钱穆两目犹盲，而一代国学大师已经著作等身，最后与书绝缘，想其波折起伏的人生，念其聚散无常的藏书命运，感慨系之。
钱穆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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