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阶层最器重、最爱惜的资产就是藏书。由平津南下长沙，再由长沙辗转到昆明，一路上什么财物都可以抛弃，唯独不舍得扔下书箱。图书资料是读书人的命根子。但是到了1941年以后，剜肉补疮，连最后的珍藏也保不住了。
以专门研究明史著称的吴晗先生，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转让云南大学图书馆，使他大哭一场。吴晗忍痛卖书，可能不止这一次。有一段时间，夫人袁震严重贫血。学生知道此事后，主动提出给袁震献血，但被吴晗婉言谢绝。他自己却瞒着别人，悄悄地带夫人去医院，把自己的血输给夫人。历史系的一些学生听说袁震需要住院动手术，而吴晗没钱，就提出要募捐。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也在历史系任教的吴晗好友邵循正，请他劝吴晗接受学生的心意。邵循正听了，立即要他们赶紧停止。他说，吴晗宁愿借钱、卖书，也决不肯接受同学们捐助的。后来吴晗知道了这事，对妹妹说：“同学们的好意我知道，但是同学们是从大江南北逃亡到后方来的，生活这么贫困，我怎能接受他们的捐款呢！”最后吴晗忍痛把仅剩的几本珍藏多年的书籍卖给清华大学图书馆，以解燃眉之急。吴晗的挚友——植物学家蔡希陶，为此风趣地书赠一副对联：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
吴晗高兴地把它贴在墙上苦中求乐。这副对联把当时吴晗的贫困，写得真实而又形象。
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费青先生，久病不愈，经济窘迫，只能将珍藏的德英中文图书求售；经协商后，由北大法律研究所全部收买。折价法币3000元，聊补燃眉之急。现存历史档案中，还有当年西南联大法律学系主任燕树棠教授“关于收购费青教授藏书”一事致梅贻琦常委函。
1940年，昆明物价暴涨不已，闻一多每月的薪金不足全家十天半月的开销，月月靠向学校透支或向友人借债解燃眉之急，生活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为了糊口，家中物品除必不可少的衣被外，几乎分批寄卖一空，就连闻一多从北平带出来的几部线装书也忍痛卖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送书的时候闻一多还非常怜惜地说，将来回北平还赎回来。[7]可是，上苍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没有回到北平，不知清华学子在图书馆翻阅到闻一多的昔日藏书，会作何想。(www.xing528.com)
1943年，时值抗战最艰难时刻，西南联大的教授不得不和温饱做斗争。朱自清生活无以为继，委托在北平的好友俞平伯出售藏书。俞平伯收到朱自清4月16日的来信，上面列出不拟出售的书目，朱请俞售书时留意。同年12月，俞平伯按照朱自清的嘱托，将代他售书所得款分期寄至朱自清扬州的老家。
由此来看，联大学者出售藏书，维持生活，是无奈之举。售书谋生，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
1924年，朱自清（右二）与友人在温州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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