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园里宁静的教书生活一下子被打乱了，一切全变了。七七事变爆发时，陈岱孙和张奚若、浦薛凤、陈之迈几位清华同人在庐山开会（梅贻琦校长已先去南京，由南京去庐山参加会议），会后陈岱孙和张、陈二人下山北返。
车到天津，平津战役恰于是日凌晨爆发，交通断绝。陈岱孙一行被困在天津一旅店中，直至平津全部沦陷，火车交通恢复才回北平，暂住城内一友人处。此时，梅贻琦校长尚未回校，陈岱孙在电话中和维持校务的诸同人联系，同人们因清华大学位于城郊，交通没有保证，建议陈岱孙不必返校，而是他们来城内会合，一起开一个紧急校务会议。会议决定让陈岱孙立即返津南下，和梅校长商量迁校事宜。
1994年4月，陈岱孙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写下《我的青年时代——从求学到从教》一文。他在文中说起当时离开清华大学时的情形：
20世纪20年代末，任教清华之初的陈岱孙(www.xing528.com)
这就意味着我得抛弃我在校内的家，包括我研究课题的草稿和全部原始资料。我当时是有点犹豫的。但一转念，这次爆发的战事关系我民族的兴亡。打仗总得有损失。我只可当为我的家已毁于炮火。当即决定不返校寓，翌日即回天津，由天津乘船到青岛，搭火车到济南转南京。到南京后才知道教育部已商定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已于数日前首途赴长沙。我和陈之迈先生找到了胡适先生等人也奔赴长沙。
赶到长沙的陈岱孙一身之外别无长物，临时大学在长沙和南岳上了一学期的课，就迁往昆明。
闻一多仓促离平，和陈岱孙相似。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闻一多在清华园听到枪声，和大多数学者一样，认为这是中日的局部冲突。在此之前，闻一多有信致林斯德：“局势莫测，许多藏书无法处置，将来只好不了了之。”结果一语成谶，7月19日，闻一多带领孩子南下。没有想到这一次是永别古都。“行时仓促，家中细软包括妻子陪嫁首饰全扔在清华园，仅带了两部书：《三代吉金文存》《殷墟书契前编》。”[5]在正阳门火车站，臧克家遇到闻一多，他看到闻一多只带了随身的东西，纳闷地问，先生，您的那些书籍呢？闻一多感慨地说：“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什么？！”臧克家听了，非常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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