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藏书遭窃，绝代风流遭劫

陈寅恪的藏书有四次劫运：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被抄家。陈寅恪的书劫，即陈寅恪的痛史。我们来看一下抗战期间陈寅恪的遭际和他藏书的命运。

长沙临时大学于一学年后，又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联大文法学院初迁蒙自，再迁昆明。陈寅恪1938年春天到蒙自，在蒙自授课仅数月，因学校又归并为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不得不在是年秋天随校转往昆明。在作别蒙自后他作诗：“我昔来时落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

在逃难离京到蒙自授课这段辗转的经历中，身体的劳累和困顿还不值一提，最令陈寅恪心痛神伤的莫过于在路上几次遭遇的丢书事件，这对他的身心打击尤为巨大。陈寅恪喜欢在几种常读的书籍上，将自己平日阅览时的意见或者其中发现的新问题，写在每页的书头，这样陈寅恪的很多书可以说凝聚着他研究学问的诸多心血。收藏的书籍或毁于战火，化为灰烬，或旅途被偷，不翼而飞，对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工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1937年11月3日，陈寅恪一家出京，踏上逃难的漫漫长旅。陈寅恪将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由于交通不便和当时战事不断，在陈寅恪抵达长沙的时候，这批书籍还没有到达。

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岳阳逼近长沙，国民党军队为实施坚壁清野战略，于12日夜间放火，毁房5万余栋，死伤市民2万余人，长沙陷入一片火海，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陈寅恪的亲戚忙着逃难，亲戚家的房子和他寄存的书籍付之一炬。那些书籍多是他在美国、德国留学时期，节衣缩食买下的，看着书籍遭受了灭顶之灾，陈寅恪欲哭无泪，只好仰天长叹。

多年心血毁于大火，陈寅恪在这次战火中，有多少书化为灰烬呢？“文革”中，他在第一次交代材料中记载：“书的册数，比现在广州的书还多。”笔者还没有查到晚年陈寅恪在广州藏书的具体数字，想来，毁灭于大火的书籍数量一定不少。战争期间，陈寅恪全家匆匆南渡，除随身带了少量书籍和读书笔记，一部分邮寄到长沙（毁于大火），“未寄出的书存在北平朋友家”。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返回清华园。1948年12月，国共内战战事迫近北平郊区，炮声日隆，陈寅恪、唐筼夫妇身体不好，有心脏病，想去南方暖和之地。陈寅恪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邀请，决定去岭南大学教书。陈寅恪一家告别北平，这一次，将书籍寄存在北京寡嫂及亲戚家中。“后某亲戚家所存之书被人偷光，不得已将所余书籍暂运上海托蒋天枢代管。卖书的钱陆续寄来补贴家用。并将书款在广州又买一些书”。[3]

陈寅恪在从香港到蒙自的途中，书被偷窃，真是祸不单行。唐筼在迁移的长途中累病卧床，陈寅恪由香港独自南下蒙自的过程中，经过越南海防时遭窃，随身携带的两木箱极其珍贵的书籍落入贼手。陈寅恪将需要的文稿、拓片、照片、东西方古籍装在一个皮箱，交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而成并视若生命的珍贵财富。出人意料的是，皮箱运到蒙自，陈寅恪打开一看，箱内只有数块砖头，而书籍、书稿早已不见踪影。面对这个意外打击，陈寅恪几近昏厥，同事赶忙劝慰，分析认为箱子看上去非常上档次，被铁路内部的不法人员或者盗贼盯上，打开后将珍贵书籍偷走，为防止过早暴露，放上砖头移花接木。

皮箱的书之所以珍贵，并不因为它是珍籍秘本，而是他曾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细记录相关资料以及自己一些心得的本子。据说有很多是有关蒙古史、佛教史和古代东方之书籍。这些眉注本，可以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这些书的遗失，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其中有《世说新语》，在书头上写的札记和所记别书与它有关的事项最多。他本来想将它写成《世说新语笺注》，但这套批注的《世说新语》原书多册，在途中不幸丢失，让陈寅恪非常伤感。这些书籍的价值如此重要，他的损失必然带来了诸多遗憾，日后很多本来可以完成的著作，皆因此而没有实现，于己于人，推而广之于学术的传承，这种不可预料的损失令人不禁为之扼腕。据说《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等未能成书与遗失书籍的事件有直接的关系。1943年底初抵成都的时候，陈寅恪还曾经提到过关于《元史》一书的事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刚回国的时候，专心致志于元史，用力最勤。他读过好几遍《元史》，每有一点心得，就批于书眉，蝇头细楷，密密麻麻，丹铅殆遍。可惜在卢沟桥事变后，他携带南迁，花费了巨大心血批阅过好几遍的书，在托运至重庆附近的时候，竟然毁于兵荒马乱、炮火空炸中。陈寅恪每言及此事，总有无尽的遗憾。[4]

陈寅恪与夫人唐筼

从北平到蒙自，手稿、书籍遗散得太多，加上旅途的劳累，陈寅恪初到蒙自即染上疟疾，精神遭受重创。当时动荡混乱的时局中，独自在他乡谋生，心底不免生出无限的感慨和凄凉。(www.xing528.com)

是年七夕，陈寅恪在蒙自一人度过，有诗曰：“银汉横窗照客愁，凉宵无睡思悠悠。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客居他乡，与妻儿分居两地，逢佳节而难团聚，思亲念家之情溢于诗间，读来感人至深。

时值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前路辗转艰辛，未来的路也不知有多少风雨。年近五十的陈寅恪，处于一种无奈、落寞、忧心的境地，只有拿起手中的笔托诗言情：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陈寅恪丢失的藏书和部分手稿，不可再得。但冥冥之中，书和人自有其归宿，有弟子在越南河内旧书摊上购得老师一两册旧藏，转而归还主人。人和书历尽波折重相逢，多少也可慰陈先生的心情。

和陈寅恪有相似经历的是汤用彤，汤用彤也丢了一批珍贵藏书，导致他学术研究方向的转变。《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成书后，汤用彤打算写定《隋唐佛教史》，于是把有关佛教书籍如《大正大藏》《宋藏遗珍》等装箱南运长沙。未久，学校西迁昆明，不幸降临，两大箱珍贵的佛教典籍丢失。手中虽有讲义，但撰写大著材料不够丰富，只得“割爱”，转治魏晋玄学。

战争期间，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相似，或颠沛流离，或遭遇不测，或朝不保夕，令人感慨和伤感。战火是书籍最无知、最狂妄的读者，将文明的成果化为轻飘飘的灰烬。联大学者的多少藏书毁于战火中，无法统计。对于嗜书如命的学者来说，不可能潇洒地将书视为身外之物，书籍遭受灭顶之灾，对学者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