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南迁及焚余书的修复

20世纪30年代，日寇步步紧逼华北，清华大学有计划地将校产南迁。1935年11月，精选图书馆所藏古籍中的珍品和西文书、杂志以及各院系重要仪器设备，装入417个大箱子，经由天津，一路舟车辗转，运抵汉口，寄存在汉口的上海银行第一仓库。这批古籍总6660种，9692函，共12764册，分装224大箱，内中有清华馆藏全部宋元版书、雍正本《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以及众多县志、文集的精善本，是当时馆藏古籍的精华。学校极为重视南运古籍的安全，任命专人负责，当时任职于图书馆的唐贯方是主要参与者之一。

顾毓琇《从求学到教学》中提到，1936年冬，清华大学秘密运图书、仪器至汉口，每批10列车，每车约运40箱。蒙京绥路局沈昌局长及陈鸿宝校友赐予便利，幸得安全运出。当时宋哲元的部下对此十分在意，日本人亦有干涉之意图。

顾毓琇文中提到的清华南运图书与仪器和上述提到的时间矛盾。另据陈岱孙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作的序：“为南迁所作另一准备是，在卢沟桥事变前两年的冬季，清华大学从清华园火车站，于几个夜间秘密运好几列车的教研工作所急需的图书、仪器，暂存汉口，可以随时运往新校。”由此判断，顾毓琇的回忆文章，由于是晚年写作，可能记忆有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据唐贯方之子唐绍明回忆，在清华园可听见隆隆的炮声，日本飞机还向清华大学扔了炸弹，图书馆北面唐贯方的办公桌的窗外，炸了一个大坑。有的说是机枪扫射的。唐贯方正在香港省亲，闻讯后立即返程。行至上海，接校方令即刻赶赴长沙临时大学，参与学校南迁工作，留下老母、妻子和幼儿弱女8人在沦陷区北平。1938年初，他被派往汉口，负责抢运这批抗战前夕南运出的古籍。唐贯方经过多方联络，将400多箱善本书装上“民生”公司船只运送。谁料行到宜昌，遇日寇飞机滥炸，受阻达4个月之久。他不顾个人安危，日日巡视码头，腰系钉袋，手持铁锤，逐箱检查、维修、加固。终于弄到船只，溯长江，过三峡，历尽艰险，将这批珍贵古籍和仪器设备全部安全运抵重庆，无一受损。[1]

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学生已经迁往云南昆明。因交通极度困难，学校仅将各系教学急需图书提运昆明，而古籍善本则留存重庆北碚，寄存在北碚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内。1940年初，学校以2000元为代价在北碚凿山洞一个，然而受托保管者不负责任，将这批宝藏放在地面房屋中，而将此山洞用作自己躲避空袭之所。1940年6月24日，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北碚，空投的燃烧弹使这批图籍顿时淹没在火海中，保管人麻木不仁，待大火烧至第三日晚才通知学校。校方立即组织人员连夜灭火，仅于灰烬中抢得残卷2000余册，而10074册珍本已尽付一炬，其中就有当时馆藏的全部宋元版书。馆藏古籍蒙受巨大损失，实为书厄之巨，也是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收藏的一段痛史。这段痛史至今仍让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www.xing528.com)

清华南运古籍被日机炸毁一事，也在学界引起很大轰动。祝文白在其《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将自元至今七百年间的图书浩劫总结为“五厄”，最后一厄便是“民国中日之战役”，其中历数抗战期间上海涵芬楼藏书、江苏省立图书馆藏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等公私藏书被战火涂炭的厄运。罪恶的战争岂止是国家和民族的厄运，也给包括图籍在内的文化遗产带来了沉重灾难！[2]

从历史上看，书之巨厄，多以兵燹之灾为主。毫无疑问，书的厄运就是文化的厄运。不仅馆藏善本、孤本化为一缕青烟，个人累积的藏书也遭到毁灭。战争用炮火引燃古籍，书有何罪呢？毁灭的是人类的文明成果。

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残余部分被称作“焚余书”，277种、2358册焚余书被清华大学图书馆珍藏，经历了1940年的兵燹，经过了岁月长河，如同凤凰涅槃一样重生。清华大学拨专款修复，于2001年4月底结束。每部“焚余书”加装了特制的绛红色函套，寓意在战火中重生，铭记那一段惨痛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