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上午9时多，汪精卫以赴成都演讲为名，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潜离重庆。下午1时多，抵达昆明。当晚，汪精卫向云南省主席龙云透露：将到香港与日本人商谈“和平条件”。19日，匆匆转飞越南河内。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日，震惊全国。蒋介石激愤地在日记中指斥汪精卫，“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全国掀起声浪，讨伐汪逆贼叛国。因汪精卫去越南途中经停昆明，昆明各界对汪投敌事件密切关注。1939年5月2日龙云声讨汪精卫：“此何等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地步。”
1943年傅斯年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演讲
联大教授关心战事和国运，对汪精卫投敌予以讨伐。汪精卫公开投敌后，西南联大的8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发表讨汪通电。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记录了汪精卫投敌后联大教授关注、讨论时局的细节。在茶叙、宴饮时，根据媒体的报道，分析幕后。1939年1月2日，郑天挺在日记中写道：“报载汪兆铭违反纪律，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
1939年1月14日，贵州省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吴鼎昌（字达铨，曾任《大公报》社长）来昆明。蒋梦麟在家中举办茶会，邀请吴鼎昌讲汪精卫投敌前后的政治内幕。这次茶会，有梅贻琦、张奚若、陈岱孙、萧叔玉、潘光旦、钱端升、罗常培、赵迺抟、郑天挺等20多人。郑天挺的日记记录了这次茶会的内容：
吴达铨谈汪精卫初与日本接洽，系意大利大使居间。秋间，英国大使在长沙晤奉化，谓意大利大使使其和议条款六项：一、承认伪满；二、华北特殊；三、共同反共；四、赔款；五、承认蒋氏为交涉对象；其六未详。奉化当即否认这六项，似汪所承诺者而奉化初未知之也。又谓中央讨论汪事时，以林（森）、吴（稚晖）诸老最激昂。“永远开除党籍”，“永远”二字即林所加，奉化之意尚不愿过甚也。开会时到者六十八人，表决时不举手者四：孔庸之、张岳军、陈布雷、姚大海。孔与汪政见久不同，张、陈向代奉化与汪氏接洽，而姚则汪之亲近也。汪所任诸职咸暂停，唯参政院议长将于大学校长中求之云。
吴鼎昌曝光出很多政治内幕，在当时皆是机密。联大教授对汪精卫的关注，持续一年多。
1939年12月9日，朱自清日记抄录了一首汪精卫的词，是汪精卫通过顾颉刚转给蒋委员长的。查《顾颉刚日记》第3卷1939年12月份日记，不见这首词的记录。
朱自清日记抄录的汪精卫所作《忆旧游·落叶》，与后来收录到汪精卫诗词集《双照楼诗词藁》的有五六个字词的出入。下面抄录的版本来自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序言》：
忆旧游·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www.xing528.com)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慽慽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螀夜月愁秣陵。[9]
余英时文中说，这首词是“艳电”发表以后汪在河内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
读汪精卫其词，观其行径，真让人想起“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之句。人格与文格不是一回事。
1940年初，傅斯年在校长梅贻琦的陪同下，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前，为联大学子讲演，主题是“汪精卫何以叛国投敌”。傅斯年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在国内史学界如日中天。傅斯年又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次开会，总对国民政府高官发问责难。其胆识、才气加霸气，在政学两界无人能及。傅斯年的讲演，讲题紧扣时事，吸引了众多联大学子慕名来听。
出乎意料的是，傅斯年并没有进行一番政治分析，而是做了一番心理分析——而且是一番弗洛伊德（Freud）式的心理分析。
据当时联大学子何兆武的回忆，傅斯年这次讲演的大意是：汪本人正值翩翩少年时，却被富婆陈璧君以金钱、权势和婚姻牢牢控制着，而且从此控制了他一生，因而造成了他心理上极大的扭曲。这种情结（complex，傅先生称之为“疙瘩”）使汪终其一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于是就形成了他极为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在政治上从事各种极端的、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
“讲演的结束语就是傅先生笑着向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们说，所以我奉劝你们将来千万不要东风压倒西风，也不要西风压倒东风。这就是他那次讲话的主旨和结论。”听了这次讲演，何兆武还有一些同学觉得大失所望。当时的何兆武，并不认同傅斯年的观点：“像这样叛国投敌、组织伪政权、甘当儿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够单纯用被压抑的原始本能来解说的，而应该是有其更深层次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原因。难道心理上的扭曲就一定要做汉奸卖国贼？”
时间有时会修正一个人的立场甚至学术观点。何兆武在《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文中写道：“今天回想起来确有其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意义。那就是傅先生是第一个——至少就我所见，他是我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到史学研究的。历史归根结底乃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的这一环节。一般的历史学家们看问题往往只停留在社会分析的层次上，而绝少论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心灵深处，因此往往是未达一间而功亏一篑。”
与傅斯年持有类似见解的是胡适。
1944年11月13日，在听到汪精卫死去的消息后，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说道：汪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但是，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一件事。比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以为自己不会做错事、办错案，但是，不要钱和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情呀。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和汪精卫就多有交往。胡适对汪精卫既有朋友近距离的感受，也有学者的理性审视。成也烈士情结，败也烈士情结。胡适认为这种烈士情结对汪精卫后来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使他走上了不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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