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演讲中国哲学史：道家哲学与情感转化

1943年暑假，联大文史讲座继续进行，唐兰讲《甲骨文》，游国恩讲《楚辞中的女性》，吴晗讲《唐宋时代的战争》，浦江清讲《中国小说之演化》。[5]

贺麟在联大讲《知行合一新论》，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有所发挥。低层次的“知”和低层次的“行”是合一的；高层次的“知”和高层次的“行”是合一的。他说大学教授运用大脑，是大学教授的“知行合一”，舞女运用大腿，是舞女的“知行合一”。主持讲演会的汤用彤先生宣布散会时说：“我们运用大脑完了，也该运用我们的大腿了。”《知行合一新论》收入他的《会通集》。[6]

这里谈一谈冯友兰的哲学演讲。

冯友兰多次为联大的学生作学术讲演，讲演什么题目，演讲什么内容，根据当时联大学生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记载，我们可以感知一鳞半爪。

1939年7月13日，冯友兰在昆中北院食堂讲《中国哲学的应用》，许渊冲在日记中有简单的记录，转抄如下：

如果小孩被石头绊倒，他就会发怒，大人却不会，因为小孩是用情感，大人是用理智。中国道家的哲学是“以理化情”。如死是最动情的，但理智上知道有生必有死，就不会动情了。话虽如此，实行起来却很难，只能做到有情而不为情所累。例如看见某甲打某乙，我们愤愤不平，但事后也就算了；如某甲打的是我，事后还是会愤愤不平的，这就是为情所累，应用哲学，就要学会“以理化情”，学会“无私”“忘我”，这样才能有情而不为情所累。

1939年8月2日，冯先生又在昆中北院食堂讲《中和之道》。这次讲演更加重要，许渊冲在日记中记录如下：

一个人可以吃三碗饭，只吃一碗半，大家就说他“中”，其实要吃三碗才算“中”；“中”就是恰好的分量：四碗太多，两碗太少。“和”与“同”的分别是：“同”中无“异”，“和”中却有“异”。使每件事物成为恰好的分量就是“和”。

这就是“中和”原理。辩证法的由量变到质变是“中”，由矛盾到统一是“和”。(www.xing528.com)

应用到个人修养方面，生理上吃饭、喝水、睡觉等得到恰好的分量，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心理上各种欲望满足到恰好的分量，就是一个健全的人格。应用到社会方面，政治家、军人、教师等各种人要求权利不太过，要尽责任不太少，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应用到政治制度方面，民主政治最接近“中和”。

1942年6月11日，冯先生在昆中北院讲《哲学与诗》。那时，许渊冲在美国志愿空军机要秘书室任英文翻译，被派回联大来听讲，再回秘书室作传达。冯友兰先生演讲片段如下：

宇宙间的东西，有些是可以感觉的，有些是不能感觉而只能思议的，有些是既不能感觉又不能思议的，如“宇宙”就是不可思议的，自然你可以去思议，但你所思议的宇宙，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宇宙。不能感觉而能思议的如“理”“性”等。

诗就写可以感觉的东西，但却在里面显示出不可感觉的，甚至不可思议的东西。诗的含蕴越多越好，满纸“美”呀“爱”呀，叫人读起来一点也不美，也不可爱，这是“下乘”；写“美”写“爱”也使读者觉得美，觉得可爱，那是“中乘”；不写“美”“爱”“愁”等字，却使读者感到美、爱、愁，才是“上乘”。

诗的意义越模糊越好，如屈原的《离骚》，你可以说是写香草美人，也可以说是写忠君爱国，使人得到的意义越多越好。诗要模糊可用“比”“兴”，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哲学却不同，一句话就是一个意思，而且要清楚，否则，哲学就失败了。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青年学子心中很有影响力，许渊冲在上述记录中没有提到听众的反应。想来每次演讲，听众云集。冯友兰不仅仅满足于做哲学史家，他想当哲学家，他的《贞元六书》在抗战期间陆续出版，标志着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1945年春天，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冯友兰在重庆接到蒋介石的晚宴邀请。蒋介石单独和冯友兰谈话，对冯友兰说：“大会要选举你为中委。”冯友兰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能当。”蒋介石问为什么，冯友兰说：“我要当了中委，再对青年们讲话就不方便了。”[7]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的学术权威，在联大做了多次中国哲学的讲演。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著作不被人批评。1944年11月11日，中国哲学会昆明分会开讨论会。洪谦作《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讲演，批评冯友兰的新理学的基本命题不如传统玄学富有诗意，金岳霖和沈有鼎发言为冯友兰“解围”，形成一场“有趣的辩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