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1942年、1943年间,金岳霖的《知识论》第一稿已接近完成。他打算对“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问题作些探索。冯契问他,是不是想把《论道》和《知识论》沟通起来,金先生说,有这个意思,但不止这一点,非名言所能达的领域很宽广,譬如说诗的意境、宗教经验等,这个问题很复杂。
在这个时候,金先生在西南联大作了一场演讲。冯契听了这个演讲,但忘了演讲的题目,主题是治哲学和文学都要碰到一个“说不得”的问题,说不得当然难以言传,但还要用语言传达,那么这种传达是借助于人的什么能力和工具来做到的?在这一次演讲之后,金先生整理出一篇文稿,题目为《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内容比公开演讲更丰富、更深奥。
在这次演讲中,金先生动用他的文学素养,来解释“说不得”。冯契说,他读的中外小说比自己多,唐诗、宋词及古文的许多名篇他都记得很熟,而且还特别欣赏庄子的文采。在公开演讲中,把哲学和文学联系起来考察,很有深度。
冯契根据金先生演讲的内容和他的著作,探讨“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金岳霖认为哲学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不仅仅是知识论的理性(名言世界),还必须有情意、信仰的作用,因此有其近乎宗教体验的东西,那是非名言所能抵达的。(www.xing528.com)
金岳霖在演讲中说,作为语言艺术的纯文学,不论是诗还是小说、戏剧,都旨在给人以超乎名言范围的东西,因此文学语言不能当作表示命题的陈述句看待。金先生以柳宗元的《江雪》举例说:“即以‘千山鸟飞绝’那首诗而论,每一个字都有普遍的意义,如果我们根据普遍的意义去‘思议’,对于这首诗所能有的意味就会跟着鸟而飞绝了。”在文学领域,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要靠想象力来把若干意象综合成有机整体。如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一诗,把诗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夕岚与飞鸟等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自然表现为超名言的玄远境界。
金岳霖先生说,治哲学要遇到说不得的阶段。有些哲学家认为,既然说不得,便只好沉默;或者像禅宗和尚那样,你问他佛法,他只竖起个拂子或用棒喝来回答。但这样,也就没哲学了。
“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这个问题,在冯契的论文中表述为“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他和金岳霖先生、汤用彤先生多次讨论,在他们的指导下,并从《庄子·齐物论》获得灵感,在1944年写成研究生毕业论文《智慧》。探讨的问题是:首先,“元学(智慧)”如何能得,即如何“转识成智”;其次,如何能“达”,即如何能把那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他在这篇论文中,试图说明“转识成智”即由名言之域到超名言之域的飞跃机制。冯契说,这论文受到金先生的影响明显,术语基本上按金先生的用法。显然,冯契构思这篇论文,是从听金先生的演讲开始孕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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