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西南联大的演讲及学者反应

1923年，林语堂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七七事变爆发后，林语堂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抗战期间林语堂在美国用英文写作。他写的《人生的艺术》入选了联大的英文读本；他本人也回联大做过一次讲演。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

1943年12月19日，林语堂从美国归来，抵达昆明。这次回国，一是向国人介绍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思想动态，一是考察国内抗战实况以便对外（主要对美国）做宣传。这次回国历时半年，他的行迹留在昆明、重庆、桂林、衡阳、长沙、成都、宝鸡、西安等地。国内第一站是昆明，住在篆塘新村38号黄仁霖家。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昆明设立战地服务团，黄仁霖任少将团长，办公地点在巡津街。黄仁霖是宋美龄的亲信。

林语堂与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在昆明的校友见面，应邀到西南联大作讲演。12月21日，西南联大贴出林语堂演讲的海报。梅贻琦为了次日的演讲顺利进行，罕见地做出了“十时、十一时停课”的指示。由此可见西南联大当局对林语堂演讲的重视。

1943年12月22日，林语堂应邀在联大广场讲演，题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演讲论及中国文化的优势和缺陷。他说：

我们听见罗素恭维中国的文化，人人面有喜色；但要知道：倘使罗素生在中国，他会是攻击东方文化最大胆、最彻底的人。罗素认为中国文化有三点优于西方文化：一是象形文字高于拼音文字，二是儒家人本主义优于宗教的神学，三是“学而优则仕”高于贵族世袭制，所以中国文化维持了几千年。但儒家伦理压制个性发展，象形文字限制国际交往，不容易汇入世界文化的主流，对人类文明的客观价值有限，所以应该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世界文明的高度，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成分。[1]

按照惯例，西南联大重要的演讲一般安排在联大广场进行，英国李约瑟博士的讲演，也是在联大广场。

在这次演讲中，林语堂说出了后来广为流行的名言：“联大的师生在物质上不得了，在精神上了不得。”这句名言一时传为美谈，一语道出了联大的境况，是对联大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联大师生的高度赞扬。话说得很幽默，也很深刻。

联大教授沈从文见到了林语堂，写了一篇散文《欢迎林语堂先生》，发表在《昆明周报》第68期，署名上官碧。

林语堂在昆明，颇受欢迎，大小报纸竞相报道。联大的一位教授说，“在中国当他为外国人，在国外又当他为中国人”。综合各方面印象来说，似乎可归纳为三点：一为“林先生是幽默提倡者”；二为“林先生是个写中国问题中国生活中国故事给美国人民看，用中国事哄美国人的作家”；三为“林先生在国内所标榜的趣味，影响既不大好，在国外所使用的方法，影响也不大好”。这个说明实近于一般人对林先生十年来工作态度和工作效果所具有的真实反映。在热烈欢迎的背后，还有一些不易觉察的尴尬。沈从文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的《欢迎林语堂先生》一文，自然从林语堂在西南联大的公开演讲写起：

学校中多少尚有点北方的传统超功利学术空气，对林先生文章表示相当尊敬，对林先生工作又还保留极大希望，大家都乐意瞻仰瞻仰林先生，并听之谈谈国外观感。所以当天站在空地上听的数千余人中，就可发现不少联大同事。正因为原来对于先生期望相当大，到结果或不免失望。林先生平日以善谑见称于世，从林先生涉及的问题看来，实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即所说的不必当作十分认真讨论。社会上一般人对林先生认识固不免模糊，林先生对两个国家人民情感理性，通过长短不同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与文明竟好像更加模糊。

这段话透露出很多信息：听众多达数千人，盛况可谓空前绝后，轰动一时；很多平日不见面的联大教授会在林语堂讲演现场遇到，可谓不约而同来听。沈从文这段话也毫不客气，标题是“欢迎”，文中从始至终贯穿着“批评”。由此可见联大教授的独立精神，绝不盲从。(www.xing528.com)

沈从文在文中，还提到一个故事。一位美国的盟友读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一位传教士看到了，对这位美国的盟友说：“看这个能认识中国？你得先看看中国再读它，方知道这是一种精巧的玩笑！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腐败，可都不是玩笑。”于是，林语堂的这本书，被传教士放到玩具中去了。

其实，早在全面抗战前，林语堂的著作在清华就受到批评。英文著作《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中文译名《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四个月就加印七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林语堂在美国一举成名。在清华图书馆专门陈列外文新书的玻璃柜中，《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占据了重要位置。清华政治学系教授陈之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讲近代政治制度。他在讲课时，说了一句题外话：“林语堂的新书来了，有人说书名应改作《Your Country and Your People》。”话语中透露出不屑。

钱锺书在昆明时也将林语堂讽刺了一回。那是抗战初期，钱锺书在联大外文系执教，他写了一篇随笔《说笑》，笔墨影射幽默大师林语堂和他的文学主张：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刘继庄《广阳杂记》云：“驴鸣似哭，马嘶如笑。”而马并不以幽默名家，大约因为脸太长的缘故。老实说，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于马鸣萧萧，充不得什么幽默。

林语堂在联大演讲时，钱锺书已经从西南联大辞职。假如他在联大广场听了林语堂的讲演，又会有什么高论呢？

沈从文的批评没有钱锺书那么“幽默”。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道：“林先生的旅行昆明，为认识中国而来，林先生值得用一个比较庄敬的态度好好认识认识现代中国……”

沈从文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视为联大一些学者对林语堂的态度。而未刊的日记，则透露出更多秘密。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提到了林语堂的这次演讲。梅贻琦停课为林语堂讲演让路，联大教授对此颇有异议，对林语堂也颇有微词。12月21日，郑天挺在才盛巷遇见杨振声、钱端升、周炳琳等联大同人，告之为林语堂讲演停课的消息，他们不以为然。“以林在学术无地位，其文学亦不足以领导，不够在大学讲演，更不应停课使学生听其讲演。于是，三人共作一函致月涵先生，表示抗议。”

次日，郑天挺也在林语堂讲演现场。他记录了联大学生的举动：“十时演讲，秩序不佳，纷纷而退，但无其他举动。学生舆论方面不甚好，深恐有意外也。十一时半，忽有警报。”当空袭警报响起，想来林语堂的讲演也近尾声。

综合各方对林语堂讲演的态度，折射出战时昆明的文化生态，传递出复杂而微妙的信息，值得后人研究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