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露天演讲《红楼梦》引关注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

1940年到1942年间，西南联大兴起一阵“《红楼梦》热”，教授们纷纷“揭秘《红楼梦》”。联大有两位公认的红学专家，刘文典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吴宓。大家公认刘和吴讲演得最好、最轰动。

1942年3月16日晚7时至9时，刘文典在联大师范学院露天演讲《红楼梦》，吴宓和毛子水、卢雪梅去听他的演讲。《云南日报》还为刘文典演讲《红楼梦》刊登了预告消息，欢迎各界自由参加。刘叔雅和吴雨僧演讲《红楼梦》，和联大历史系教授雷海宗的演讲，同属于文林堂讲演会的内容。这里提一下文林街，它只是昆明一条很普通的小路，东西向，东边是云南大学，西边是联合大学，街上有许多小面馆和甜食店。这条路是联大教授经常出入的地方。文林街有一个文林教堂，有位英国牧师喜欢结交联大教授，于是，在此常有演讲会，有时还有唱片音乐会。

有一次刘文典给学生做《红楼梦》讲座，由于慕名而来的听众太多，刘文典的讲座由原计划的文林教室迁到室外小广场。其时天已近晚，刘文典则秉烛讲授，听众洗耳恭听他的高论。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他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

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一幅题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溆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属意薛宝钗了……”刘文典的讲述带有几分“索隐派”的色彩，激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

然后，刘文典开始讲解小说的女主人公——林黛玉和薛宝钗，声调抑扬顿挫，不疾不徐。他认为，她们的生活代表了人类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听众几乎呆住了，完全沉浸于此时此情此景之中。

刘文典对《红楼梦》的讲解是寓言式的。与刘文典不同，吴宓对《红楼梦》的诠释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有人认为，刘文典不同意吴宓的观点，演讲《红楼梦》，有和吴宓“唱对台戏”的意思。在西南联大，政见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常常有这样的“对台戏”，这样的学风，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

马识途早在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抗日战争，从事中国共产党地下革命活动。1941年到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1945年毕业。他来到西南联大求学，印象最深的就是学校经常举行各类学科的学术系统讲演，而且动辄就是十讲八讲。教授们的各种学术讲演，可谓百家争鸣，这种自由的学风，催生了西南联大万千气象。他在《百岁拾忆》一书中写道：

这些学术专题讲演都是著名教授主讲的，虽然没有列为正式课程，但因观点出新，很多见解往往和法定的教科书不一样，受到学生们的欢迎。这些权威教授的讲演，可谓真正的百家争鸣，有的就是有针对性的学者间的学术争鸣，他们各抒己见，互不相让。我就曾见到过在府道南北两个大教室里，不同观点的两位教授同时讲演，南边的教授听到北边的教授对他的批评，不能接受，跑到北边教室去登台当面和那位教授争论起来，虽然面红耳赤，却是很有风度。争完后互相握手，一笑置之。更有教授在讲演时，容许与他持相反意见的同学直接上台阐述自己的观点，讲演的教授并不觉得自己丢了面子。

大师之大在于海纳百川，在于和而不同。刘文典和吴宓就是如此，唱对台戏，丝毫不影响两人的友情，两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www.xing528.com)

从《吴宓日记》中可知，两人交往甚密。刘文典讲课，吴宓常去听讲。吴宓习惯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刘文典习惯闭目讲课，每次讲到自己认为有独特体会的地方，都要抬头张目向教室后排张望，然后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

每当此时，吴宓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人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教室学生为之暗笑。

刘文典除了演讲《红楼梦》，也讲过李义山诗，还讲过《庄子》。据吴晓铃的文章《忆刘叔雅先生数事》，刘文典讲《庄子》不是在“破瓦寒窑”式的所谓“新校舍”讲，而是在大西门里文林街的基督教文林堂。文章写道：

那儿的牧师们常常邀请昆明各大学的教授去做学术报告，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反对宗教迷信都没关系，倒也开明豁达。叔雅先生报告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解释《庄子》第二十七篇《寓言》里“万物皆种比，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的“天均”。他使用了一个西方哲学的用语，说：“‘均’就是Natural balance嘛！”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不能不使人钦服。现在回味起来，觉得其味无穷。Natural balance岂不就是大家经常挂在嘴上的“生态平衡”吗！老师宿儒的横通功力，后学者诚难望其项背，不愧被反将锡以“学术权威”这嘉名也。

联大的学者都非常关心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刘文典常受邀在文林街演讲时事。1940年5月16日，晚上7时至9时，吴宓陪刘文典讲《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背景》。刘文典凭借自身对日本多年的关注与研究，向世人揭穿日本侵略者一贯的军国主义立场，听众极多。

刘文典不仅通过演讲，鼓励民众团结一致，宣传抗战，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雄文，分析当时国际战争的局势，眼光独特。有时，对于国际问题的分析，高屋建瓴。刘文典有学者的洞察力，具有前瞻性，提出的观点甚至超过了政治家。

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由于蒋介石对收回琉球群岛态度含糊，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没有提琉球群岛。刘文典闻说后，于1944年3月30日和31日，在《云南日报》发表一万多字的长文《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指出战后可以不要日本赔偿和割让，但琉球必须收回。浓墨重笔谈到琉球问题，批评了蒋介石对琉球群岛的放弃：

我对于战后和约的主张，可以说是个“无割让，无赔偿”的，不过“侵地”必须要“尽返”，“旧物”必然要全“光复”，不能含糊了事，以收复东北四省为满足。台湾固然要收回，琉球是关系国防的要害之地，无论如何，必然要收归自己的掌握。中国之不能放弃琉球，犹之美国之不能放弃珍珠港，英国之不能放弃直布罗陀，澳邦之不能放弃所罗门群岛。关于这一点，政府固然要在和会上力争，国民更要一致的为政府后盾。总要举国上下，一齐努力，把这个地方收回来，切不可视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岛，稍有疏忽，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

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刘文典的远见卓识。面对联大学子讲演，面向社会公众演讲，在报纸发表时评和政论，是联大学者文化抗战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