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代风流：徐特立演讲激发学生参军热情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就在这一天，上午9时多，忽然响起日寇飞机来袭的空袭警报，师生无处躲藏，幸未投弹。因为交通的断绝、路线的阻隔，所到的教授并不多，有些开设的课程没有教授授课。为了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校方邀请一些名流、学者来校作战争形势的演讲。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谈抗战形势；《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讲战后形势发展的预测；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白崇禧讲战略与士气等问题。获释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原总书记陈独秀也讲演国际形势发展的预测。那时，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同赴国难。临大邀请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先后三次来校讲演，介绍延安八路军情况以及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演讲者的政治立场虽然不同，但坚持抗战的信念是一致的，这也反映了学校继承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这些演讲使学生认清战争形势，明确自己的职责，激励了学生，也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

不少联大的学生听了徐特立的演讲，投笔从戎，奔赴延安。韦君宜在长沙时，听了徐特立的演讲，想从军去延安，征求冯友兰先生的意见。让韦君宜有点感觉意外的是，冯友兰先生支持她的想法。大学生是读书还是从军，钱穆和冯友兰意见不合，还发生过一次争论。钱穆认为，国难当头，学生更应该读好书。 冯友兰先生曾在他为学校撰写的一次布告中，对同学说：“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不论是直接参加抗日还是留校学习，他主张“全国人士皆努力以做其应有之事”。

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国内教育界和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是否保留，是为了战时需要，还是为百年大计，观点有分歧，引起争论。这一争论还激起两位著名军事将领的兴趣，他们分别到刚刚内迁长沙的临时大学演讲，但观点截然相反。一位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他在演讲中开门见山，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吗？”另一位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向学生们分析了时局，赞成学校内迁。他把大学生们喻为国宝，指出国家虽在危难之中，但青年完成学业，极为重要。因为十年后，国家的命运全在他们手里。蒋介石为这场争论画了个句号：“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两年后，内迁昆明的西南联大教授查良钊对陈诚的言论仍深表赞许。他回忆道：“我这里得说，以后会有很多同学愿随学校赴云南，陈诚将军是给了很大影响的。”不过据蒋梦麟回忆，仍有350名以上的临大学生自愿留下来，参加组织动员民众抗日的工作。

联大在昆明延续了长沙临时大学的做法，邀请社会名流讲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这成为联大演讲的一个特色。

1938年7月7日晚上，冯友兰在蒙自海关旷地举行的抗战纪念集会上讲演，主要内容为抗战之形势。宗璞在《梦回蒙自》中记录了这次演讲的大概：“父亲出席作讲演，强调一年来抗战成绩令人满意，中国坚持持久战是有希望的，一城一地之失，不可悲观，中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又言战争固能破坏，同时也将取得文明之进步。并鼓励学术界提高效率。”西南联大教授薛浦凤说这次讲演“语甚精当，绝不慷慨激昂。盖芝生仍用一套讲堂说理之辞令”。

每当联大教授举办讲座，昆明街头的店铺就会收铺板关门，因为老板与伙计都要去听讲。演讲内容有时是时事，有时是《红楼梦》。讲到国破之痛，台上的教授流泪痛哭，台下的群众一片悲愤。

法学院一位教授在昆中北院做世界形势报告，分析德苏不会开战，有四条根据，先讲了两条，中间休息二十分钟。恰好这时街上报童叫喊：“号外！号外！德苏开战了，德苏开战了。”主讲人颇感尴尬，宣布下半部分不讲了，提前结束。任继愈对这次演讲印象深刻，他评论道：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一介书生仅仅根据报刊、文献提供的有限信息资料去做判断，结论有误完全可以理解。二战期间德国出兵进攻苏联，连斯大林都判断失误，何况远离实际的东方学者？这位教授依旧受到学生们爱戴。

联大的时事演讲，经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1940年11月23日，《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在文学院讲演，题为《抗战与云南》。11月20日，范长江到昆明时，《战国策》杂志为范长江举行晚餐会，陈铨、林同济、沈从文、何永佶等出席。(www.xing528.com)

抗战后半段，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派来志愿空军，建立空军“飞虎队”驻昆明，经过几次空战，打下来日本飞机多架，日寇飞机不再敢来空袭，上课时间比较正常。中缅公路修通后，昆明成了对外交通的通道。联大有时邀请归国过路的名人讲演，如顾维钧、焦菊隐、徐悲鸿、美国回来的林语堂、牛津大学的Daods、在缅甸密支那城全歼日本侵略军的杜聿明等。

徐悲鸿由欧洲经苏联回国返母校，过昆明，联大学生会请他讲演。他讲了在苏联参观苏联红军卫国战争画展。苏联画展组织者动员了全国有名的不同流派画家拿出自己作品参展。大量的作品是描写红军抗击德国纳粹的战争。也有些风景画家，没有画红军卫国战争的作品，受到排斥。有位风景画家展出一幅乡村风景画。徐悲鸿在展览会上看了这一幅画，题名《绿舞》，一棵大树屹立在田野上，树叶迎风飞舞，生动极了。恰好有几个青年参观者也在欣赏这幅画，问解说员：“这大树和房子很好，画上怎么不见红军啊？”解说员机敏地说：“你不是看见树后这所房子了吗？红军隐蔽在房子后面啊！”

牛津大学的Daods教授在西南联大介绍英国在战争期间的情形，让学生们了解到英国人在战争期间的生活同样艰苦，但仍保持着乐观幽默的心态。伦敦一家大百货公司遭到飞机袭击，屋顶炸穿，被开了天窗，但仍照常营业。公司门口布告：Open as usual。第二天又被炸了，屋顶的破洞更大了。百货公司又公告：More open as usual。英国人巧用open这个双关语，more open既表示对敌人的藐视，又体现出伦敦市民的乐观幽默性格，遭炸而不气馁。由此可见伦敦市民在战争中的乐观精神和联大师生的精神状态非常相似。

联大的时事演讲非常多，联大几位活跃的学者经常参与聚会、集会的演讲。

1943年3月，中国国际同志会在云南分会举办现代问题讲座，其中王信忠讲《远东战局之展望》，戴世光讲《中国与印度》。1944年7月7日，联大壁报协会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自治会在云大至公堂联合举办抗日战争7周年时事座谈会，应邀发言学者、教授10余人，其中有邵循正、蔡维藩、伍启元、闻一多、吴晗等，听众2000多人。1944年10月10日，昆明各界人士在昆华中学召开纪念辛亥革命33周年大会，闻一多、吴晗等出席并演讲，闻一多的讲题是《组织群众与保卫大西南》。大会通过了《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

联大是民主堡垒，传达出那个时代的声音。1945年10月初，云南省府改组，龙云下台。国民党反动势力控制云南，昆明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联大师生发表民主宣言的集会和演讲经常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阻挠。1945年11月25日，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会，地点在云大至公堂，云南反动当局进行限制，制造紧张气氛。演讲会改在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

吴晗在演讲

第一个演讲的是西南联大的名教授钱端升，他演讲的题目是“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他慷慨陈词，激动地指出：“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会场上掌声雷动，不料，围墙外响起枪声，步枪、冲锋枪齐发。第五军包围了学校。会场顿时有了骚动和不安，秩序混乱的时刻，钱端升教授用了两句有千钧之力的话稳定会场，转变会场情绪。他说：“青年朋友们！不要惊慌，我们要在枪声底下求得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钱端升教授毫不畏惧、神情自若地发言，会场秩序被他稳定住了。 演讲继续进行，接着，伍启元讲《财政经济与内战的关系》，他沉痛地发言：“内战如果扩大，中国必将失去建立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机会，财政经济也将趋于崩溃。”这时，外面枪声大作，听众岿然不动。突然停电了，全场陷入黑暗之中，工作人员迅速点亮早已准备好的汽灯，听众一片欢呼。电源很快接通，会场重现光明。第三位演讲的是费孝通，他讲《美国与中国内战之关系》，呼吁中美人民联合起来一同反对中国的内战。他还激动地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还是要呼吁和平！”

当年的时事已经成为历史，然而，曾经的慷慨陈词，并没有沉入时光的河流，没有湮灭在历史深处。那些黄钟大吕般的声音，言犹在耳，重温这些历史境遇中的“非常道”，可感联大师生爱国的深情。从联大的时事演讲中，可以感受到一个时代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