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称号。陈衡哲女士曾评论说：“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陈寅恪与家人合影
战时的生活条件是极为艰苦的。后几年更是百物腾贵，物价飞涨。薪水不能按时发放，甚至经常打折扣。作为最高级别的“教授中的教授”，身病目残，家累亦复不轻，陈寅恪也不时感叹：“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少陵久废看花眼，东郭空留乞米身。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基本物质条件无法得到保障，营养很差（一个学生馈赠3罐奶粉，居然就让老教授很开心），灯光昏暗，是造成陈寅恪目疾加重、终致失明的重要原因。这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闻一多等人思想急遽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化学系教授黄子卿曾有一首诗，可以作为当时教职员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这首诗的前面有一小段序文“三十年（1941年）秋，疟疾缠绵，卖裘书以购药，经年乃痊。追忆往事，不禁怆然”，全诗共有四句：
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
草堂诗好难驱虐，既典征裘又典书。(www.xing528.com)
说的是蒸饭的甑子都已积了一层尘土，肚子却无法填饱，在病床上静躺着，心里充满了惆怅，百无聊赖时拿起杜甫的诗，又觉得诗虽好却赶不走病痛，为了治病和维持生计，只得典当皮衣又卖书籍。像黄子卿教授的情况，在西南联大的教职员中可以说比比皆是。
1943年下半年教授的薪金实值只等于战前法币8元。据陆耀东《冯至传》记载，冯至一家唯有一次又一次地变卖物品，从德国带回的“照相机、留声机、跋涉千里未忍抛弃的几件玻璃器皿、外国朋友送给我女儿的玩具等等，都相继与我们含泪告别。其次是从有限的衣物中拣出几件暂时可以不穿的衣服交给寄售店，从舍不得出卖的书籍中挑出几本目前不需要的书卖给旧书店”。冯至有两句诗概括了当时的情形：
家贫售尽战前物，时困犹存劫后书。
全家还苦苦节省，用肥皂木箱做书架，三个人共用一盏小菜油灯，膳食仅果腹而已，根本顾不上营养。冯至和夫人重病之后，也无法补养身体。物质生活虽然十分艰苦，冯至的精神状态却很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伯夷、叔齐宁肯饿死，也不食周粟；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杜甫连儿子也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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