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战时珍藏旧兵器，抗战期间捐献至大学

历史学家郑天挺也收藏古墨。黄钰生在《悼念郑天挺先生》一文提道：“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小事，郑先生收藏古墨。他收藏古墨，不是玩古董，他既是为了艺术欣赏，也是为了印证史料，因为古墨不但可以反映魏晋以来的制墨技术，而且墨又是造型艺术的一种材料；它的形状、图案、题词，都可以看成是器物史料。”杨振声很有可能也收藏古墨，抗战胜利之后，傅汉思与张充和结婚，杨振声就送这一对新人一块古墨作为贺礼。而杨振声收藏古墨，是收藏、研究字画的需要。

清华大学教授、美术史家邓以蛰（清代书法家邓石如的后人、两弹元勋邓稼先之父）喜欢收藏字画，曾对故宫博物院的字画做鉴定。

这几位先生的收藏方向，受职业影响。杨振声喜欢买字画，沈从文喜欢淘古董，则纯粹是个人的精神趣味。

收集旧书几乎是治文史学者共同的癖好，钱穆、张荫麟、吴晗在北平都收藏了数目可观的古籍和史书。有一个小故事，令人莞尔一笑，可以看出那时学者搜旧书的癖好。一次，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找资料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表现出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两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蒋随即转回去想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后赶到书主处购书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书买走了。

北大经济学教授赵迺抟，在联大讲授“经济思想史”。虽然是留美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但是，赵迺抟却仍然是中国人的作风和装束。他褪色的蓝布长衫有一半被长髯遮住。他经常即兴赋诗解释自己的观点，兴味盎然地引用中国诗文，煞费苦心地用中国术语解释西方商业周期。赵迺抟能够信手拈来古诗，和他喜欢旧诗有关。

赵迺抟以藏书丰富自傲，收藏线装书已到很高的境界。他曾讲一个故事：某教授在美读书时，买到一本最近出版的旧书，颇为自得，赵用打油诗来嘲笑这位教授的无知，诗曰：“翁仲如何作仲翁，皆缘书读欠夫功。马金堂玉应难到，只好苏姑作判通。”盖苏州曾有一通判，看见坟前翁仲说成仲翁也。

冯友兰的爱好是收藏旧兵器，有点出人意料。联大时期的冯友兰戴眼镜，着长衫，留长髯，说话急的时候有点结巴。是一位做事情“不着急”的哲学家，授课之余，不是舞文弄墨，而是舞刀弄枪。

冯友兰为何有这样一个独特的爱好？他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www.xing528.com)

在战前的北平，冯友兰喜欢逛古董铺，“我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巷，叫弓箭大院，是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冯友兰在那里收罗了上百支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解放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

抗战期间冯友兰大部分时间住在昆明。昆明有一条文明街，有个摆旧货地摊的夜市。冯友兰经常去那里逛，有时买旧兵器。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回忆起父亲在昆明的生活时，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一文中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冯钟辽的文章也提到了冯友兰藏旧兵器展：

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这个数目不小，想来是他几十年收藏积累下来的。昆明时期，冯友兰在古董摊上淘旧兵器，在书房玩赏刀剑，不禁让人想起“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之句。或许，在联大学者的精神深处，都有辛弃疾式的梦想，“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在国难沉重之时，文人有陆游式的“佩剑情结”，也是中国诗词中的一个抒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