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长期的，人们难免会产生抱怨，心生倦怠。相反，西南联大的师生精神上都是昂扬的，坚守战时教育教学的岗位，做出了最突出的贡献。
生物学家蔡希陶在黑龙潭的一所小房子里开设了植物研究所，从事云南植物种类研究。
光学专家严济慈率领北平物理研究所的员工在黑龙潭一座古庙里安了家，立即接受了当时军政部兵工署所需的仪器生产任务，为前线制造了500架1500倍的显微镜、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与用于稳定波频的水晶振荡器等多种军需用品。
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住在一座潮湿的尼姑庵中，坚守他们创建的营造学社的工作，哪管空袭警报，哪管病体拖身，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团结同人，坚持对古建筑的考察、测绘、研究，致力于学术，半年之内走访35个县，费正清称之为“献身科学的典范”。
梁再冰在《我的妈妈林徽因》文中回忆：“我们在麦地村住在一个尼姑庵中。庵里供着菩萨的大殿就是营造学社的画室。其侧室是刘致平先生的卧室。我们一家住在同这个大殿呈直角的一间半房子中。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住较大的一间，另外的半间（约六七平方米）被一分为二，后半部为外婆的卧室，前半部就是全家所在的起居室。”
1942年，美国外交官费正清到昆明看望清华大学的老朋友。他发现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奚若全家住在秦家祠堂。“他（张奚若）睡在供满灵位的祠堂正殿里，殿外四周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幽静园子”。费正清对自己的见闻感到无比震惊：“他们正在开展一场顽强的斗争，但是难以持久地坚持下去。你可以想象此种处境——绝望、贫穷、苦撑门面、相互支援，以及行动的渐次削弱。”通货膨胀产生令人惊愕的反常现象，费正清说，把一支自来水笔送给一位中国教授，胜似送给他一年薪金。[4]
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虽是“部聘教授”，过的却是“一室之中，同住人猪鸡狗；十天之内，历经春夏秋冬”的日子，常年一件粗布长袍、一双黑布鞋，用着简陋的床、衣箱、书桌，但他严谨治学，笔耕不辍，著名的《热工学》一书就是在跑警报期间完成的，他的爱岗敬业精神被誉为“爱国公真陆放翁”。
社会学家陶云逵（后加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调查边疆社会，足迹遍全滇，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人类学，测量数千个个案体质，从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及地理环境的调查中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大量文献、文物、图片等，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被誉为西南边疆社会研究的拓荒者。在陶云逵的影响下，“魁阁”成了一个研究边疆人文的社会学派。
费孝通在魁阁
费孝通先生在《物伤其类——哀云逵》中回忆，抗战时期，他和陶云逵等人同在云南呈贡的魁阁社会学工作站从事研究，常常因学术见解不同而论辩、切磋。“云逵住在龙街，我在古城，离魁阁都有一点路程，可是不论天雨泥泞，我们谁也没有缺席过。”由此可见，那一代学者在战时一刻都没有放松学术研究。
关于魁阁，还得从敌机轰炸昆明的文化区说起。陶云逵的陋室恰巧在炸弹旁边，炸起来的土把栖身之所变成了一个小土丘。陶云逵找费孝通，费家也被炸得面目全非。他们见面，轻松地说：“等了很久了，我们可以变一下了。”费孝通说，“感谢”敌机，如果没有这次轰炸，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室也不会搬到乡下。陶云逵把边疆人文研究室安置到他曾经住过的古庙中去，费孝通说“魁阁成了我们研究室的绰号”。
晚年费孝通在其自述中，也提到在怎样的情形下到了魁阁。他回忆说：“1940年冬，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在昆明城里跑警报的次数越来越多，‘实地调查工作站’不得不疏散到城外去。搬到什么地方呢？经吴文藻的介绍，我们选定了呈贡县古城村外的魁星阁。”魁星是中国神话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主文运，在科举时代，魁星具有重要的地位。即使在乡村，也建有魁星阁供读书人祭拜。
1945年11月，云南大学教员宿舍，费孝通与女儿费宗惠合影
战争让一群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聚集在这里，冥冥之中，魁星保佑着他们，完成自己的学业和学术研究。1941年至1944年，谷苞和史国衡在云南大学与燕京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研究室就设在魁星阁。魁星阁有3层，下层是厨房和洗脸间，中层是有6个桌子的办公室和图书室。顶上一层是谷苞和史国衡的宿舍，每天晚上，一个如同鬼怪一般的泥塑魁星和他们做伴。“那时没有电灯，夜晚就在菜油灯下读书或写作。”虽然日子很苦，但很充实。从魁星阁走出了一批社会学栋梁之材。
60年后，社会学教授潘光旦的女儿潘乃谷著书《重归“魁阁”》，她强调，“魁阁”加了引号，因为这已经不是一时一地，而是代表了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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