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由于昆明的校舍紧张，文、法学院设于蒙自县城外旧法国领事馆、海关、银行，花木繁盛，绿荫浓茂，称为蒙自分校。5月4日分校开学。
在城墙外面，海关区不远处，有一栋两层的欧式建筑，全部用熟铁造的阳台。这栋楼属于一位犹太希腊商人，他的名字译成中文叫“歌胪士”。联大便租用歌胪士洋行作为教师宿舍。联大的校舍都集中在小城东边，来往很方便。从女生宿舍穿过东门到歌胪士洋行，步行只需五分钟，从洋行到海关大楼也是五分钟。
蒙自人士对联大前来办学都表示欢迎并热情帮助，领事馆等房舍不够用，桂林街王姓，把两进四合院的前院让给潘光旦等教授住；大井巷杜姓，把小四合院让给冯友兰等教授住；早街周姓，让出三层楼房给女生住，楼高风大，称它为“听风楼”。易社强这样描述听风楼的来历：“一栋巨大的带有围墙的公馆是属于周柏斋一家的。周是一位富有的锡商，住在昆明。他同意把公馆的一面租给联大，用作女生宿舍。……担心着国家和自己的命运，思乡的女孩听着呼啸的风声直到远山晨曦初露，就这样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于是，她们管它叫‘听风楼’。 ”
吴宓在蒙自，同在南岳时一样，仍授“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和“西方古代文学”三门课，每周八小时，吴宓和涂君共住教师宿舍347室，从4月下旬至8月9日。这个宿舍是供教授讲课休息、备课之用。吴宓有课时，晚间住在347室。吴宓和联大同事还合租一“红楼”，作为居家之所。
七八月之交，正当武汉方面撤退、政府机关全迁重庆之时，柳州中央航校拟迁蒙自，占用联大分校校舍，于是布置初妥的分校不得不提前考试放假。文学院、法学院男女学生大队于8月中旬离蒙自赴昆明参加军训；吴宓则偕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诸位先生赁居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吴宓称谓“天南精舍”，在此读书、游玩度假，至10月末始离开。
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天南精舍”的一些情形。“其时在校外之东，法国医院旁，有西式二层楼房一所，红顶，黄壁，在一有围墙的菜园中。并多花木，缤纷斑斓，景色甚美。此房俗称红楼，原系法国人造。今归李氏经管并享有。李氏兄弟，为蒙自大族。”吴宓、贺麟于4月21日与房东订立租约。月支付租金40元，红楼内有床、桌、椅等家具，厨房有餐具和日常生活用品。
入住“天南精舍”的联大教授推举吴宓为社长，浦江清为经理。他们雇请用人买菜、做饭、挑水、送信。吴宓制定了规章，房租照室分担，有每月5元、6元、7元三种房，伙食和杂费由全体入住的社员平摊。每人每月大概需要十三元。(www.xing528.com)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时说：“余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吴宓字雨僧、雨生）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
吴宓和众教授刚入住之时，宴请蒙自分校的教授和职员来此客厅茶聚。煎咖啡、办中西糕点待客。吴宓和汤用彤曾宴请房东，十几天后，房东带着孩子来送肉和蔬菜，房东的孩子和客人的孩子一起嬉戏，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故吴宓作诗有“闲共儿童笑语哗”之句。
吴宓住在楼上南间：“斜壁小窗，外望只见云天或绿野，殊似轮船中近船首或船尾之舱室也。”[1]
“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迁移而来的柳州中央航校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摆满《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尽管室友空前团结，但由于志趣和个性差异，室友之间有亲有疏，贺麟与吴宓过从甚密。1938年，贺麟离开西南联合大学所在的云南蒙自，前往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吴宓“因思用其才性之所特长，以报国家社会，而有《善生》周刊之计划。……主以道德理想，指导批评一切人一切事。麟极以为当办，且自任此去随缘相机，为之游说提倡。于是日上下午，宓撰成《创办善生周刊计划书》。前半宗旨及内容，后半组织及经费预算。交麟收藏带去”。此时吴宓对贺麟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对多年老友汤用彤的感情，当时吴宓与贺麟、汤用彤、钱穆等七人同住“天南精舍”，贺麟去重庆后，吴宓感叹：“自麟去后，天南精舍中，无可与谈理想志业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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