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立夫、叶楷：西南联大生活录

1937年，日军侵华，国土沦陷，举国上下，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国民政府为了避免战火，决定将北方大学南迁。

同年，姜立夫因为夫人胡芷华（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的小妹）分娩期近，没有随同南开师生离开，暂时停留在天津等待夫人生产。9月，儿子出生，半百得子，让姜立夫非常高兴，给儿取名“伯驹”（姜伯驹后师从江泽涵，成为拓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誉满中西）。1938年8月，北方局势恶化，姜立夫带着全家迁到上海，11月，姜立夫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仲騄”。 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已经在昆明组建成为西南联合大学，要求姜立夫回校。

姜立夫牵挂着内地的广大师生，把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两个儿子留在上海，自己义无反顾地前往联大。此一别，八年不能相见，直到抗战胜利后，姜立夫一家才在上海团聚。

姜立夫只身一人在昆明，幸好有侄女姜淑雁、侄女婿叶楷一家相伴，生活上相互照顾。叶楷1933年留学美国，193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洋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抗战时任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教授，西南联大电机系教授、系主任。1943年，西南联大数学系缺数学教师，姜淑雁到数学系任教。抗战期间，姜立夫夫人胡芷华则在上海大同大学任教。

1936年，姜立夫（右二）、陈省身（右一）摄于德国汉堡车站

在昆明，姜立夫任西南联大算学系教授，除了教学工作，他主要从事两项重要的活动。(www.xing528.com)

一是成立“新中国数学会”。 这个学会是因抗日战争时期，交通不便，中国内地的数学家们鉴于当时西南的科学氛围相当浓厚，原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数学会”与西南各省无法联络而成立的。成立会1940年在西南联大召开，选举姜立夫为会长，理事有熊庆来、陈建功、苏步青、孙光远、杨武之、江泽涵、华罗庚、陈省身等人，陈省身任文书，华罗庚任会计。

二是受命担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在陈省身的协助下开始筹建工作。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因国内现代数学研究基础薄弱，当时未能成立数学研究所。后来在姜立夫、熊庆来等人的努力下，条件成熟，研究所渐成气候。1940年底，“中央研究院”拟增设数学研究所，聘姜立夫为筹备处主任。当时他患病已久，在1940年12月25日致傅斯年的信中，他写道：“十二指肠内有疮，年来时发时愈，医生谆嘱节食静养，教课之外，不许旁骛。”但是，为了现代数学在中国的发展，他毅然受此重任。1941年3月，经“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通过，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在昆明成立，姜立夫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对数学所研究人员的延聘、研究工作的开展、图书资料的积累、经费的筹措、机构的建设乃至所址的选取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与论证，并很快投入极大的精力克服面临的困难。陈省身先生在《立夫师在昆明》一文中指出：“立夫师任筹备处主任。他洞鉴了当时中国数学界的情形，只求切实工作，未尝躁进，树立了模范。”

当时联大教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而生活没有保障，大学者也要为吃穿劳神费心。

姜淑雁在《怀念慈爱的叔父姜立夫教授》中写到：姜立夫、叶楷领“公米”和碾米的故事。因为物价飞涨，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政府发给联大教授一种价格低平的所谓“公米”票，凭票可领取一种极粗的糙米。可是，管这种“公米”的人，也往往凭借这点小小的权力刁难人，给领米的人不必要的难处，领米之人得花费许多时间气力才能把米领到手。因为米质粗糙，难以下咽。姜立夫先生患胃溃疡、十二指肠出血症，更不宜食用糙米，于是，必须将糙米送往碾米厂加工。从米仓到碾米厂，还有一段路程，所以不能肩负，就得雇马车。这已够难的了，尤甚，碾米的人很多，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一个接一个地把米袋提上碾机，机器唰唰地开动，你就得张开米袋，等着碾过的米从斗中倾入。这样一份工作，必须眼疾手快。姜立夫和叶楷都不是这方面的“能手”，经常把米撒了一地，还没来得及拾捧，后面等着的人们就上来了，撒落的米就只好白白地丢掉。为了每月能领到这点“公米”，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还有大量的精力。可是，费了这番工夫，最后往往只剩半袋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