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生活录：抗战胜利的饭局与时局

抗战胜利两个月后，1945年10月28日上午10点半，梅贻琦与清华服务社委员会讨论公务，会后聚餐，梅贻琦为答谢诸君的努力，“饮酒约廿杯”。这天晚上，梅贻琦赴章矛尘（章廷谦）之约，同座有傅斯年、杨振声、樊际昌、钱端升、周炳琳、汤用彤，皆北大同人。“食螃蟹，为汉口带来者，余菜亦颇精美。”大家在饭局谈论时局以及学校将来的问题，谈得非常热烈。受所谈问题的影响，这天，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将更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反而非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梅贻琦的忧虑，针对时局而发，他已经预测国民党要打内战，故有此言。而联大师生也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随后的“11·25”那个晚上在联大校外响起的枪声，以及“12·1”惨案引发的民主运动浪潮都证实了梅贻琦的判断。

1945年11月5日，晚上6点，梅贻琦应闻一多、闻家驷兄弟以及曾昭抡、吴晗的约请，在昆南宿舍潘光旦家，和傅斯年、杨振声一起吃饭。席间，大家喝了9斤多的酒。饭后，大家谈政局以及校局问题颇久，至12点始散。当时，闻一多、曾昭抡、吴晗、潘光旦都已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闻一多、吴晗倾向共产党，有人把闻一多叫作闻一多夫，把吴晗叫作吴晗诺夫，把罗隆基叫作罗隆斯基。对于闻一多的转变，冯友兰不理解，当面问他为何当共产党的尾巴，闻一多说，他曾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甘愿做共产党的尾巴。梅贻琦对联大教授的思想动态非常清楚，他想持中间立场，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www.xing528.com)

此时，“12·1”惨案很快就要到来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联大教授左中右派最后的晚餐，“12·1”惨案之后，再无这样坐下谈论时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