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日记》中有关西南联大学者的宴饮记录,只是简单地交代学者的姓,这可能和梅贻琦公务繁忙有关,记录从简,如果读者不熟悉联大的教授,会看得一头雾水。但他一直坚持写日记。
梅贻琦是联大常委,在校内,他和联大学者有不少饭局;在校外,他要和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打交道,还得与云南地方政府、军队、士绅往来;在公务上,也少不了和美国驻昆盟军、英美访问学者打交道。所以,梅贻琦的饭局特别多,而且他酒量颇大,擅饮酒,酒德佳。
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忆及其父,曾言:“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梅贻琦嗜酒而不酗酒,在这一点上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
小事情上的处理方式,可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1942年6月,梅贻琦和郑天挺由重庆去叙永联大分校考察工作,叙永当地政府招待梅贻琦。《梅贻琦日记》中记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糜费耳。”还有一次,在出席了重庆英国使馆的便宴后,梅贻琦感慨人家“饭菜极简单,以视吾国人之奢靡,殊有愧尔”。
相对于不得不喝的“公务酒”,梅贻琦很享受与同事、朋友在一起共饮的“生活酒”。在这样的酒桌上,梅贻琦心情很放松,和同事、朋友增进了感情,又缓解了时局与校务的沉重压力。喝了酒,他最喜欢的“余兴节目”是谈诗、听曲(昆曲/大鼓)、独自赏月、看竹(麻将)、打bridge(桥牌)。梅贻琦出差到重庆时,有过两次难忘经历,一次是老舍邀请他听评戏,还有一次是张充和为他清唱昆曲。
梅贻琦、罗常培来西南联大演讲。有一段时间,老舍在昆明居住。梅贻琦在演讲之后会为老舍摆盛宴,也请老舍到家中享用家常便饭。中秋节即将到来时,老舍提议,中秋之夜,租一条船,大家带着酒食、月饼、果品,泛舟滇池。想法很美妙、很浪漫,但考虑到雇用船工以及租船费用不菲,且有安全隐患,只好作罢。梅贻琦并不知道老舍的想法,但在一次月夜,他们不期而遇——于翠湖之畔月光下小酌。
根据罗常培先生的文章记录,可以还原“梅月涵月下访友”这一幕。(www.xing528.com)
一天晚上,皎洁的月光洒向春城昆明每一个角落,翠湖荡漾着月辉,闪着银光。阮堤上,铺满了轻纱一样的月华。青园(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文科研究所别名)中,诸友陪老舍从街上归来,穿过湖滨,一边步月,一边闲聊,大家沉浸在这溶溶月色之中。刚转过玉龙堆和翠湖北路的转角,忽然看见一个人在月光底下,提着一个布口袋,低着头,踽踽独行。眼尖的人仔细一看,是梅校长!他的口袋里装着一瓶绍兴酒,因夜深了找不到下酒的菜肴,只买到一些花生米和豆腐干儿,原本打算到青园与老舍对酌。遇见了大家,便在翠湖边的一块空旷之处,团团围坐,对月饮酒。这一来把月夜点缀得更风雅、更可爱了。这下酒的花生米和豆腐干儿的滋味与绵长的酒香,相得益彰。老舍有了酒助兴,打开了话匣子。直到月影西斜,大家带着一点儿酒意,踩着一地月光,尽兴而归。罗常培将这一幕写作“梅月涵月下访友,舒老舍酒后聊天”。
梅贻琦与老舍月下饮酒,颇有古代文人雅集之意趣。
梅贻琦也有喝高的时候,清醒时少不了责怪自己。一次,张充和请客,梅贻琦赴饮夜归,步抵寓所犹晕晕乎乎,等到清醒时,已多走一大段冤枉路;又有一次,云南名流缪云台请客,梅贻琦“甫离席即欲睡”,被人搀扶上床,“已自不知不切矣”;还有一次,史学家傅斯年在饭后请他鉴赏新购的古董,显然因为酒多力猛,把玩间,梅贻琦竟将一柄铜剑的尖端“扳返”,窘得他内疚了好长一阵子……[2]
1945年10月14日,梅贻琦和家人、朋友在东月楼食烤鸭,饮“罗丝钉”,酒甚烈,“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酒醒后,梅贻琦告诫自己“以后应力戒,少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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