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师生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停下课来,老师学生都往山林疏散,往防空洞里跑——所谓“跑警报”是也。对于跑警报的经历,陈寅恪也曾写过一则趣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机”指来空袭的飞机,“入土”指进防空洞。紧急中不忘幽默。
当时陈寅恪居住的靛花巷楼下空地上有一个防空洞,但经常水深盈尺,陈寅恪带着椅子跑警报,以便能在水洞中坐下,一直到空袭警报解除。
傅斯年、汤用彤、罗常培等也住在这栋楼房,3层,共18个房间。每次警报一响,大家都往楼下跑,甚至跑出北门。但傅斯年晃动着肥胖的身躯,从楼下跑到三楼,气喘吁吁地通知陈寅恪跑警报(陈寅恪有睡午觉的习惯)。危急之中,傅斯年把陈寅恪搀扶到防空洞,才会安心。
潘光旦先生在联大学生中格外引人注目,他最显著的身体特征是缺了一条腿,那是他在清华读书期间踢足球意外造成的。他拄着拐杖走路。但跋山涉水,不异于常人。有一次跑警报,到达山里时,他对学生和同事自嘲地说道:“看,我跑警报不比你们慢吧。”
联大师生是善于苦中作乐的,跑警报是事关生死的大事,气氛紧张,心里惊慌,但他们会找另一种方式来寻求解脱,以幽默来缓解精神的紧张,作为生活的润滑剂。跑警报反而成了一种别样的“乐趣”。费孝通在《疏散——教授生活之一章》中写道:“昆明跑警报,在跑得起的人,即便不说是一种享受,也决不能说是受罪。”
昆明虽然警报常有,但真正投弹轰炸的次数不多。昆明不像重庆那样有优良的防空洞,警报来了,大家跑到郊外,轰炸时钻进深不及三四尺的壕沟,大部分时间享受着野外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的确“有自身不太讨厌的引力”。而重庆则是另一番情景,重庆作为陪都,是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警报远较昆明频繁,一大群人待在又热又闷又潮、点着灯的山洞里,一点舒服也谈不上。正是在这样的景况之下,昆明人民不但不惊惶、不恐惧,甚至还展开想象力遐想一番,造出一些“传说”来。费孝通写道:
昆明这种跑警报除了心理上的安慰外,我是不相信有什么效用的。这一点,大概很多人也感觉到了的,所以当时有很多传说,敌人来轰炸昆明是练习性质,航空员到昆明来飞了一圈跑回去就可以拿文凭,是毕业仪式的一部分,所以谁也不认真。又说,东京广播里曾提到为什么不扫射暴露在山头上群众的原因,“你们这些在郊外野餐的青年男女们连一点隐蔽也没有,破坏你们的豪兴,似乎太不幽默。”这些传说显然是昆明人自己编出来的,但也能够说明跑警报时的空气了。
从费孝通笔下的情形来看,这种缓解轰炸紧张情绪的自我想象和打趣,的确让跑警报“有自身不太讨厌的引力”,显然是对日寇空袭轰炸战术的一种藐视。因此,这种空袭轰炸不仅没有吓坏联大人,反而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别样的“乐趣”。(www.xing528.com)
在跑警报特殊的大环境下,促成了不少男女恋爱的机缘。这是跑警报跑出的“浪漫”。费孝通说:“警报帮助了不少情侣,的确是事实,我想实在讨厌这种跑警报的人并不会太多。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阳又是特别的可爱。风也温暖。有警报的日子天气也必然是特别晴朗。在这种气候里,谁不愿意在郊外走走。”
从汪曾祺《跑警报》一文中,可以看到跑警报如何演绎成我们今天想象不到的“浪漫的事”。汪曾祺写道:
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
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从这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漫(曼)蒂克的。有恋爱,就有三角,有失恋。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
所以,在联大师生躲避轰炸的古驿道土山上横断的山沟里,发现一些关于恋爱的对联就不足为怪了。这些防空洞表面光洁,有人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其中有一副对联给汪曾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联曰:人生几何,恋爱三角!
这大概是跑警报的“对儿”重新组合后,某一失恋者创作的。这如同当今大学公共教室的“课桌文学”,使人看过后不禁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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