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跟随教授们奔赴昆师，见证友情和抗战精神

1938年8月，西南联大文、法两学院在蒙自上完第一学期课后，奉命搬回昆明。当时昆明多数本土的专科学校，为避免空袭干扰，于是年春间陆续疏散下乡开学。于是西南联大得以借赁这些学校的校舍做教室和宿舍，并以之暂供安顿从蒙自搬来的师生。金岳霖被安顿在昆明城西北城厢区的昆华师范学校。陈岱孙则被安顿在昆华师范学校北面城外二三百米处的昆华农业学校。联大在昆师借赁的宿舍楼有三栋。南北两楼为学生宿舍，两楼中间的中楼住了部分的联大教职员。

1938年9月28日，昆明受到敌人飞机在云南的第一次空袭。空袭警报发出后，师生都按学校此前已做出的规定，四处疏散。金先生住在中楼，没有意识到危险，当时正在进行他的例行工作，没理会这警报。中楼没中弹，但前后两楼被炸的声浪把他从思考中炸醒；出楼门才见到周围被轰炸的惨景。后来，他告诉陈岱孙等人，当时他愣住了，木然不知所措。

空袭时，陈岱孙躲避在农校旁边的山坡上，看到了这次空袭的全过程，注意到昆师中弹起火。敌机一离开顶空，陈岱孙和李继侗、陈福田两位教授急忙奔赴昆师，看到遍地炸痕，见到金岳霖和另两位没跑警报的联大同事，才将悬着的一颗心放下。金岳霖站在钟楼的门口，手上还拿着他一直没放下的笔。

后来，金岳霖跟随陈岱孙、李继侗等人一起跑警报。没有警报的日子，他又恢复了旧习惯，除上课外，每日上午仍然是他雷打不动的研读和写作时间——但他答应遇有空袭警报，他一定和同事一起“跑警报”。在陈岱孙的记忆中，金岳霖的力作《论道》一书就是在这环境下写出来的。

一有空袭警报大家纷纷拿着贵重的东西跑向防空洞：做衣服的师傅扛着缝纫机跑，老板带着账本跑，教授们带着书稿跑。金岳霖抗战时写完了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一书，有一次空袭警报时，他把书稿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自己就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他站起来回去，把书稿忘在那里，等到记起来时再回去找，已经找不到了。后来，他只好把几十万字的书又重写了一遍。

事实上，不少联大学者的著作，都打上了战争的烙印。甚至有的著作是在跑警报的间隙写出来的。蒋梦麟作为联大三常委之一，他在跑警报时，用英文写作自传《西潮》。郑天挺在跑警报时，写作《清史探微》。1945年4月12日，郑天挺撰写的“叙目”称：“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www.xing528.com)

跑警报时，互相扶持。不跑警报时，同样见证了联大学者同生共死的友情。1943年1月26日，郑天挺为罗常培《恬盦语文论著甲集》所作的序言中说：“余与莘田生同日，长同师，壮岁各以所学游四方，又多与共，知其穷年兀兀殚竭之所极；每深夜纵论上下古今，亦颇得其甘苦。……病中三逢警报，余固莫能走避，而莘田亦留以相伴，古人交情复见今日，序成归之，有余愧焉。”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友情，着实令人敬佩。

今人翻开这些著作，纸上浮现出的，是局促的警报声，以及那份让人热泪盈眶的真挚情谊。

林徽因在致费慰梅的信中说：“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是歼击机的扫射像是一阵暴雨。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中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就从这个村子（龙头村）出发，而还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就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这样的生活，也不是没有一点乐趣。汪曾祺写的《跑警报》一文中，有一段和金岳霖有关，读后令人莞尔一笑：

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比如，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做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捡到过两次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