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警报中的西南联大意外死亡

1938年9月28日，日寇飞机向美丽的春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联大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被炸。从此，被日寇飞机轰炸，成为昆明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在昆明这座城市的人们，生命与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生死存亡，往往在电光石火之间。

综合各种材料，联大师生及眷属由空袭直接间接造成的人身伤亡，大约是10人死亡，10人受伤。据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陈达的《浪迹十年》引述防空司令部的统计数据，自1938年至1941年，昆明由空袭造成的死亡数为1044人，伤者数为1414人。

据联大社会学系1942年毕业生徐泽物统计，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昆明共有预行警报95次、空袭警报72次、紧急警报52次。在这些警报中，自空袭至解除，共约300小时。以联大学生而论，若每人每学期选读40学分，每周上课20次，每次40分钟，则跑警报所费时间，约等于两三周的上课时间或一个半学期。倘若我们再把此前此后（即1940年5月12日之前和1941年12月24日之后）跑警报花费的时间也算进去的话，估计跑警报所费时间相当于两学期多一点。

日寇飞机轰炸，西南联大教工和学生陷入死亡的阴影之中。浦薛凤在其回忆录《太虚空里一游尘》中详细地描写了跑警报归来目睹之惨状：

两位联大校工，即今早犹为我开饭冲茶者，均已罹难。集训大队长则炸成三段，下半身段尚在墙里网球场边，头部则飞至墙外操场上。闻所携小孩两名，一同遭劫。会所前及图书馆后之楼房屋顶，亦曾落弹，死联大学生二人。予推进自己卧室，房门已成两片，室内灰尘厚积，棋子圆厘之两厘盖，均飞地上，窗上铁键已断，天花板亦落一两块，肥皂两块如投泥土。当时心理极难形容。（浦）江清本住会所，整座塌倒，箱笼物件，尽埋木片瓦砾之中。……旋偕（王）化成出城到凤翥街（街上店铺门面均毁）马约翰先生寓所。细察落弹情况，真是间不容发，如天之福。盖警报发后，马家不以为意，尚在楼上早餐。及后闻第一次炸声，急由楼屋内奔伏楼廊下，人甫离席，楼顶天花板立即倒下。予审视一桌杯碟匙碗，均已粉碎，飞扬地上。而全家绝无发肤之伤。奇哉！运哉！

浦薛凤描写的日寇轰炸过后的惨状，今人读之，仍悲愤不已。这段历史的伤痛，一直蔓延至80年后的今日。

在日军狂轰滥炸中，西南联大教授虽然没有被炸身亡者，但外文系英籍教授吴可读，却在空袭中被汽车撞倒，跌伤膝部，随即发炎，后送至罗次，治疗无效，不幸于1940年10月24日逝世。吴可读战前就在清华大学任教，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辛勤服务了17年。他虽为英国人，但始终支持中国抗战，曾表示“伟大的中华民族之神圣抗战，一定能得到最后胜利，奠定世界之真正和平，如中国不继续抗战，则世界永无和平之日”。

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忆旧》文中写了此事。“那时生活紧张、狼狈、艰苦，时刻会遇到意外的事。我们外文系一位英籍教授，讲授但丁《神曲》的吴可读（Urquehart）先生，有次跑警报，不幸被卡车撞伤，得了破伤风不治去世了。”

我们可以从吴宓日记中了解吴可读去世的经过：

是日疏散时，遇赵瑞蕻、杨静如（杨苡）夫妇。述吴可读（A.L.Pollard-Urquhart）君，日前闻警出避，以爱犬Sally将为汽车所撞轧，急救犬。俯身，触车，伤腿，毒菌入，遂以Blood-posion殁于医院。已葬某邑之英国教堂中云。又十七日联大先修生奚家瑜在马街子被宪兵误疑为汉奸枪毙。人命真贱如丝！

生逢乱世如飘蓬，一点偶然，一次意外，就可能致命。难怪吴宓慨叹人命真贱，如微尘，如草芥。

而顽强生存的联大学人，一方面被死亡的阴影笼罩，一方面忍受着空袭过后残破不堪的生存困境。因为日寇的轰炸，吴宓的住处窗户洞开，屋顶被炸破处，寒风灌入，吹动摇摇欲坠的壁板。得知吴可读的死讯，吴宓百感交集，和吴可读最近交往的情形历历在目：9月1日访吴可读时，吴可读留自己茶叙，同吃火腿月饼；就在前几天，两人还在一起批阅英文试卷。吴可读之死，刺激着吴宓的神经，让他在寒风吹彻的夜晚无法入睡，在枕上作诗一首，题为“昆明近况”：

三年好景盛昆明，劫后人稀市况稀。

缘会难期生死讯，皈依佛理意安平。(www.xing528.com)

入夜盲鸡栖密架，凌晨队蚁涌空城。

梦疑警笛鸣锣响，途践土堆瓦砾行。

有吴可读教授这样的意外死亡，也有丁佶溺水的不幸事故。

丁佶，福建人，其父是大律师。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进入南开大学商学院任教，任南开大学商学系教授，在西南联大初期任商学系教授、系主任。丁佶还创办了《今日评论》（昆明），并担任经理。

1940年10月4日，丁佶在大普吉附近水塘游泳，不幸溺水身亡，时年35岁。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丧失了一位最有前途的研究工作者”，给中国经济学界、会计学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次日，重庆有关报纸报道了丁先生逝世的消息。

丁佶死于溺水，联大同人集会追悼之日，潘光旦送挽联曰：

同学同工，辈中长者君其选；

斯人斯厄，天下溺矣我所悲。

丁佶不幸遇难，可想而知，对联大学人产生多么强烈的冲击。查阅《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0年10月5日记录如下：

晤杨石先，知丁佶昨日在大铺基泅水灭顶，尸身未获，闻之凄然。丁，福州人。前年在蒙自，与之比室而居，同桌而食者半年。其人勤和，尚未婚，亦吾乡后起之俊也。佶无字，前年尝问于余曰：“分名为二，字曰吉人，可乎？”余曰：“古人多有之，不惟可，抑甚佳也。”然未见其用。

自长沙临时大学始，从不同教授的回忆和记录来看，经常看到丁佶的身影。文法学院在蒙自时，闻一多、郑天挺、陈寅恪、刘文典、邱大年、樊际昌、陈岱孙、李卓敏、陈序经、丁佶10位教授住在哥胪士洋行。从郑天挺日记的记录来看，郑天挺与丁佶朝夕相处，“与之比室而居，同桌而食者半年”。如此亲密的同事，一朝溺亡，悲凉遍布全身。

就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郑天挺还写道：“至南屏看电影，并视日前落弹之处，深广逾二三丈。”

这触目惊心的大坑，是日寇轰炸对昆明造成的历史创伤，难以愈合。而跑警报中出现的意外死亡，给联大学人留下的是无法弥补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