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金石之学大兴。经过清初学者努力之后，乾嘉金石学“又彪然成为一科学也”（梁启超语）。继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后，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武亿《金石三跋》、洪颐煊《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铁桥金石跋》、陈介祺《金石文字释》，至王昶《金石萃编》，“芸录众说，颇似类书”。无论从碑刻著录的时限、地域范围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从事者之多，乾嘉时期金石学都是无以匹敌的。朱文藻作为乾嘉时期著名的金石学家，在金石寻访、考订、鉴赏等方面有突出造诣。结合朱文藻稿本及相关书信，或考其在金石学上的地位。
首先，朱文藻的金石学研究是以传统文字学为起点的，时朱氏校勘《说文系传考异》十余年，又问学于文字学家吴颖芳，传统小学功底不可小觑，如《金石萃编》各篇所录碑刻原文，皆以大量原碑、拓本校勘，并附按语。如《金石萃编》卷一三七《表忠观碑》收朱文藻《苏碑考序》一篇，朱氏以三种拓本互为校勘，如“视此刻文”陈柯本作“观此刻本”；“二十有六”，吉士本作“廿有六”等[45]。再如《金石萃编》卷三十八《杜乾绪等造像铭》朱文藻按语：“十日辛巳，辛作亲。《礼·月令》‘其日庚辛’注云：辛之言新也。新字从亲，木斤，谓以斤取木也。此盖借‘新’旁之‘亲’为庚辛字也。”[46]原碑“十日亲巳”，朱文藻援《礼·月令》说明“亲”为“辛”之借字，甚确。又如此碑“虽湏形居俗冈志栖方外”句，按语考订“湏”即“顷”，“冈”即“罔”，又通“网”，全句释义为：“虽现在形居尘网之中，而志则栖托于方外也。”[47]实际上，“湏”字原碑应为“氵夏”，即“复”字，“网”字不误。
其次，朱文藻金石学地位的奠定与其编纂的几部金石书息息相关。《金石萃编》最初只有草稿，经朱文藻、钱侗等人删汰繁杂，方编定成书。据考，《金石萃编》引书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凡354种，其中引著作255部，单篇文章12篇，题跋87种。此书大量资料的补充亦经朱文藻之手，朱文藻编纂金石书过程中，与诸金石学者的交游大大增强了朱文藻的金石学积累。朱文藻《与吴兔床书》（1793）述其为黄易编金石书事，希冀吴骞寄赠金石拓本：“小松司马既以金石为性命，摹拓之富，多人间所未见之本，而收藏书画古器亦复不少。谈间因及箧笥所藏前代金石诸器，如有款识者悉为寄拓，以广见闻，且资考证，裨益更多矣”[48]。寻检《吴骞集》及《日记》并未见此回信，仅有“接朗斋手书”等语。吴骞（1733-1813），字槎客，号兔床，浙江海宁人。家有拜经楼，亦好金石之学，有《愚谷文存》《国山碑考》等。《金石萃编》卷二十四收吴氏《国山碑考》（1786）一篇，亦可见二人之金石交游。
以朱文藻协助编纂《金石萃编》为例，便可看出朱文藻对汇集乾嘉金石学著作、保留重要题跋上的重要意义。《金石萃编》引乾嘉金石著作40种，题跋79种[49]。由作者来看，以朱文藻同时代人为主，如汪师韩（1707—1780）、孔继汾（1721—1786）、汪肇龙（1722—1780）、王杰（1725—1805）、李荣陛（1727—1800）、钱大昕（1728—1804）、鲍廷博（1728—1814）、桂馥（1736—1805）、翁方纲（1738—1818）、冯应榴（1741—1801）、汪志伊（1743—1818）、黄易（1744—1802）、孙星衍（1753—1818）、张敦仁（1754—1834）、阮元（1764—1849）、瞿中溶（1769—1842）、钱侗（1778—1815）等[50] 。
再由著作来看，《金石萃编》将乾嘉时期重要的金石著作搜罗殆尽[51]，如黄叔璥《中州金石考》、王澍《虚舟题跋》《竹云题跋》、朱枫《秦汉瓦图记》《雍州金石记》、吴玉搢《金石存》、杭世骏《石经考异》、牛运震《金石图》、叶九苞《金石录补》、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金石后录》、毕沅《中州金石记》《关中金石记》、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朱文藻《校订隶释存疑》、张燕昌《石鼓文释存》《金石契》、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武亿《偃师金石遗文记》《授堂金石跋》《偃师金石跋》《授堂金石三跋》《偃师金石录》、赵魏《竹崦盦金石目录》、孙星衍《三国六朝金石记》、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等等，这些著作在《金石萃编》中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如《金石萃编》卷十一《泰山都尉孔庙碑》除引明代几部著作外还引用了吴玉搢《金石存》、翁方纲《两汉金石记》、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武亿《授堂金石跋》等六部乾嘉时期著作，各有侧重。吴玉搢《金石存》侧重受业弟子排序的考察，并指出“欧阳《集古录》恐终未可深信也。”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侧重孔宙名号的辨析，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侧重“小沛”之名的考察，指出“小沛之名，疑当时县名，固有小字，非土俗之称也。”《山左金石志》侧重碑文刊刻背景、行款格式的考察，武亿《授堂金石跋》侧重官制沿革的考订，并肯定应劭的说法：“余故以孔君碑额质之，益知应氏说为定也。”[52]
无论是金石学家必备的文字学修养，还是金石学者间的问学切磋，抑或是金石学的学术实践，朱文藻皆能游刃有余。朱文藻以毕生精力校勘古籍，编纂金石书，尤其是《金石萃编》的编纂大大推动了清代金石学的发展，不但奠定了金石学研究的文献基础，也为后人的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
注释：
[1]梁同书《文学朗斋朱君传》称其“一生绩学笃行，著书日以寸计，至老不倦”。著有《续礼记集说》《碧溪草堂诗文集》《碧溪诗话》《碧溪丛钞》《东轩随录》《东城小志》《皋亭小志》《青乌考原》《金箔考》《苔谱》《萍谱》等，著作大都未予刊行，见丁丙《武林坊巷志》。
[2]（清）徐世昌等《清儒学案》第四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3181页。
[3]（清）李遇孙《金石学录》，《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1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12420页。
[4]朱文藻生平资料见陈鸿森《朱文藻碧谿草堂遗文辑存》（程水金主编《正学》第四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以及陈鸿森《朱文藻年谱》（程章灿主编《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九辑下，凤凰出版社，2017年）。
[5]（清）徐世昌等《清儒学案》第四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3180页。
[6]（清）丁丙《武林坊巷志》第六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65—566页。
[7]徐雁平《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考订朱文藻在乾隆三十年（1765）就开始在振绮堂参与钞书、校书工作，见徐著，三联书店，2012年，第193页。
[9]（清）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续修四库全书》168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84-385页。
[9]（清）王昶、周维德辑校《蒲褐山房诗话新编》，齐鲁书社，1988年，第152页。
[10]（清）丁丙《武林坊巷志》第六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65页。
[11]（清）王昶《金石萃编》，中国书店，1985年。
[12]项元勋辑《台州经籍志》卷三十三，浙江省立图书馆，1916年。
[13]叶景葵著、顾廷龙编《卷盦书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0页。
[14]（清）朱文藻《说文系传考异》，嘉庆十年（1805）八杉斋刻本。
[15]（清）丁丙《武林坊巷志》第六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65-566页。
[16]（清）王昶、周维德辑校《蒲褐山房诗话新编》，齐鲁书社，1988年，第151页。
[17]朱炯《新发现的〈南江先生年谱初稿〉及其文献价值》，《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28页。
[18]陈鸿森《朱文藻碧谿草堂遗文辑存》，程水金主编《正学》第四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5页。
[19]（清）阮元《山左金石志》，《续修四库全书》90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67页。
[20]（清）张謇《严铁桥摹秦琅琊台刻石拓本跋》，《张謇全集》第5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09页。
[21]（清）阮元，杨秉初辑；夏勇整理《两浙輶轩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页。
[22]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乾隆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166页。
[23]戴环宇在《朱文藻〈说文系传考异〉研究》中详细列举了朱文藻的著作，虽然朱文藻著作大都未刊行，但多数都有稿本传世，见氏著，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24]（清）王昶著，陈明洁、朱惠国、裴风顺点校：《春融堂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944页。(www.xing528.com)
[25]（清）王昶《金石萃编》，中国书店，1985年。
[26]（清）朱文藻《碑录序》，嘉庆十一年（1806）抄本，南京图书馆藏。
[27]（清）王昶撰《金石萃编未刻稿》，《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3621页。
[28]此跋又载《雪堂校刊群书叙录》，首句无“右”，“乃知为兰泉少司寇未刻之稿”作“乃知为兰泉少司寇未刻稿也”，“碑文之后”无“之”，“附以诸家跋尾”无“以”，“或元刻至多”“或”后有“因”，“搜辑未备故耶？”前有“而”，后有“然编中所载，今大半难致墨本，乌可以来备少之？”见罗振玉《雪堂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05页。
[29]赵成杰《〈金石萃编〉与清代金石学》，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71页。
[30]《金石萃编》卷一三七还保存了朱文藻《苏碑考序》，为《表忠观碑》题跋，此文亦不见传本。
[31][清]朱文藻《校订存疑》第四册《隶释》卷八，第九叶，南京图书馆藏乾隆抄本。
[32][清]朱文藻《校订存疑》第四册《隶释》卷三，第五叶，南京图书馆藏乾隆抄本。
[33][清]朱文藻《余杭县志》卷八，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34][清]朱文藻纂《余杭碑碣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379页。《余杭碑碣志》收碑自晋至清一百零八通，分晋二、梁一、唐十九、宋四十、元八、明十八、清二十。对余杭县一地的碑刻进行了整理，主要资料来源为《宝刻丛编》《[嘉靖]余杭县志》以及《[康熙]余杭县志》等，以书院、禅院记居多。
[35]后人常将此严铁桥与严可均混为一谈，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人。《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汪宪传载：“朱文藻尝介严可均见宪，宪即馆之东轩，偕同志数人日夕讨论经史疑义，又悉发所藏秘籍，相与校雠。”朱文藻曾引荐严铁桥入振绮堂。见杨洪升《被混淆的严铁桥》，《文学与文化》，2016年4期。
[36][清]王昶《湖海文传》卷七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25页。
[37]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善本碑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38][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三七，中国书店，1985年。
[39][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中国书店，1985年。
[40][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四八，中国书店，1985年。
[41][清]朱文藻《金石补编元碑目录》，《浙江图书馆报》，1930年，第1期。
[42][清]朱文藻《金石补编元碑目录》，《浙江图书馆报》，1930年，第1期。
[43]（清）朱文藻纂《余杭碑碣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376页。
[44]（清）朱文藻纂《余杭碑碣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380页。
[45]（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三七，中国书店，1985年。
[46]（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八，中国书店，1985年。
[47]（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三十八，中国书店，1985年。
[48]陈鸿森《朱文藻碧谿草堂遗文辑存》，程水金主编《正学》第四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5页。
[49]据张之洞《书目答问》载《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其中金石学家有四十六人，除了清初黄宗羲、顾炎武、朱彝尊、顾蔼吉、全祖望、金农之外，翁方纲以下有四十人，主要是活动于乾嘉之际到道光七十年间。见《书目答问》附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金石家”，有黄宗羲、顾炎武、吴玉搢、朱彝尊、顾蔼吉、全祖望、金农、翁方纲、王昶、钱大昕、钱大昭、钱侗、江德亮、毕沅、严观、朱文藻、武亿、黄易、赵魏、吴东发、王复、孙星衍、阮元、邢澍、王芑孙、严可均、郭麐、朱枫、赵曾、程敦、瞿中溶、朱为弼、何元锡、张澍、刘宝楠、赵绍祖、洪颐煊、张廷济、李富孙、吴荣光、黄本骥、沈涛、刘喜海、冯登府、张燕昌、莫友芝等46人。张之洞《书目答问》，中华书局，2011年，第621页。
[50]赵成杰《〈金石萃编〉引书考》，《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十七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第226页。
[51]乾嘉金石学研究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倾向：一类是著录石刻目录或只录其文，间附考释，即目录之学，如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1796）、孙星衍《环宇访碑录》（1802）、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1804）等；另一类则专释古碑文，即考证之学，如毕沅《关中金石记》（1741）、褚峻《金石图》（1743）、朱枫《雍州金石记》（1759）、翁方纲《粤东金石略》（1771）、毕沅《中州金石记》（1788）等；还有一为纂辑之学，即为李光暎《观妙斋藏金石文字考略》（1729）、吴玉搢《金石存》（1738）等著作。
[52]（清）王昶《金石萃编》卷十一，中国书店，1985年。
（栏目编辑 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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