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藻在编纂金石书时，广泛寻访、排比碑刻，并为之辨伪、考订，写下诸多研究文字。朱文藻曾与友人董工求至径山游玩，至香山寺，见多处碑刻，并得证禅上人贻赠拓本数种。朱文藻《游径山记》：“庚寅早，与智周师偕至香云寺，访证禅上人，以宋、明数碑拓本见赠……喝石庵，门有三石，上刻喝石二字，西湖韩昌箕书，其石下可通线，《志》称禅师开山时，此石从庵后喝移至此”[33]。朱文藻在《余杭县志》中考证其在香山寺所访《蔡君谟游径山记碑》《苏子瞻三游径山诗碑》诸碑，可见其游玩亦有访碑目的[34]。朱文藻亦曾至道观访碑，《显真道院纪事碑》：“自南宋来，诸名人历有题咏，好事者争摩石嵌壁中……余亡友严孝廉诚隶书对言于上，今其令嗣千里复重修之。”文中所言严孝廉诚，指严铁桥。严诚（1733—1768），字力闇，号铁桥，浙江仁和人，卒年三十六，工诗善画，所著杂稿，未经手定，著有《画录》《日下题襟集》等[35]。
当然，亦有好友相赠拓本若干，《云麾将军李秀残碑拓本跋》（1778）：“今戊戌之冬，吾友陈万青远山，万全梅垞昆弟寓京师，二君子皆吴公乡里后进，好古之怀，先后同揆。得此拓本，与其同邑数友赋诗纪事，装池成轴，出以示余”[36] 。陈万青、陈万全兄弟皆为乾隆进士，工诗画，好金石，陈氏兄弟将所拓残碑出示朱氏欣赏，朱氏遂撰文考证石刻。再如《司马景和妻墓志铭跋》（1779）：“此碑为吾友嵩门所藏……明年丁内艰遄归，余往唁别，适见此碑，乞携归乡拓一通，而以原拓归之”[37]。沈景熊，号嵩门，王昶门生。朱文藻编纂《金石萃编》时，著录的《司马景和妻墓志铭》即用沈氏拓本。
访碑之后，即为作者的排比、辨伪、考订、鉴赏、研究等。朱文藻的金石学成就，可总结如下三点：
一是校勘诸本，品别优劣。如《金石萃编》卷一三七《表忠观碑》引朱文藻《苏碑考序》：“余向见三本：一是嘉靖三十六年郡守陈公重摹本；一是陈吉士所撰镌行书本，即王衡《跋》所称字仅拇指大者也；最后始见原碑，即府学掘地所得者。三本互校，皆微有不同”[38]。朱文藻以所见三种版本，互相校勘。再如《金石萃编》卷一《石鼓文跋》：“同时有南丰刘凝撰《石鼓文定本》，所摹篆文以拓本为之主，而参以薛尚功《钟鼎款识》……《款识》系崇祯癸酉所刊，恐非善本，然《定本》亦未可尽据也”[39]。刘凝《石鼓文定本》所据不够可靠，朱氏又以胡正言摹缩本为底本，校薛尚功、杨升庵本之异同，再以褚峻《金石图》校勘。“大抵诸家著书，或但据旧本传写，故竟无一书与今拓本吻合者。”(www.xing528.com)
二是考订源流，辨其所在。《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八《高宗御书石经》所引《碧溪文集》：“……明初，即书院建仁和学，其后改建府学，徙仁和学于城隅贡院之址，而石经亦舁致焉。岁深零落，踣卧草莽间。至宣德元年，侍御史吴讷收得百片，置大成殿后两庑。正德十三年，监察御史宋廷佐移至府学棂星门北，至两偏覆以周廊，左右屋各二十二楹。国初，廊圯，乃嵌壁中。乾隆三十六年重修学宫，增建廊屋，而碑之嵌壁者，益加完整”[40]。朱文藻的跋文考察了御书石经的流传情况以及现存数目，考证详细精当。
三是著录元碑，保存刻工。在《金石萃编》编纂以前，大多数金石著作都不收录元碑（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收元碑129则，可视作同时之作）。《金石萃编》原计划收录元碑四十卷，然而“兰泉殁，后人省费，迄金而止，元代碑刻四十卷遂付阙如”[41]。朱文藻有《金石补编》二册，体例与《金石萃编》相同，皆录元碑。凡31通。碑文下详记行款、书体、长短、广狭等，全录碑文，间附题跋若干[42]。此书保持了不少刻工姓名，皆不见《石刻考工录》及《补编》。如《石溪和尚琼公道行碑》“长安蔡玉镌字”，《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铭》“匠黄治泰刊”，《重修五华寺记》“匠人张圭刊”等。《金石补编》所收《河东运史护廪宝惠爱碑》《永嘉真觉大师证道歌》《梵字真言幢》当还可补辑《金石萃编未刻稿》。
朱文藻在金石学上的贡献还不止于此，如“不妄改年月”例，朱文藻《灵岳寺记》：“按《嘉靖县志》不详立碑年月，旧县志列其目于欧阳询《灵岳寺记》之后，则为唐时所立矣……故从旧志列于《灵岳寺记》后”[43]。再如“辨旧志误收”例，朱文藻《径山重建能仁禅院记》：“按旧志载吴泳撰《径山寺记》，只一碑。《府志》载吴泳撰者有二……疑即一碑，而有两载之误，今存其一”[44] 。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