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孔子后裔标准像的研究成果

南宋的孔子后裔是由第四十八代孙“衍圣公”孔端友等南逃人员组成。由于“孔氏子孙在衢州者乃其宗子”[8]，使得孔端友无可辩驳地成为正宗的“衍圣公”承袭世系，并成为南宗孔庙之先祖。在此语境之下，南宋对于孔子形象的标准无疑将会继承孔宗翰和孔端友的观点，即“颜子从行图”为“小影”，“于圣像为最真”。这一观点在南宋孔传所著的《东家杂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并借助尹復臻的赞词和刘禹锡的文章将“小影”像的传承源头不断向前拓展：

图1　[宋]孔端友立于绍圣二年（1095）三月，“颜子从行” 像，即“小影”像。石刻拓本，纵125厘米，横67厘米。原石存于曲阜孔庙圣迹殿，传为顾恺之绘。

图2　[宋]孔宗寿立于绍圣二年（1095）十月。“凭几坐像图”，被孔宗寿称作“小影”。石刻拓本。纵125厘米，横67厘米。原石存于曲阜孔庙圣迹殿。

阙里庙学教授尹复臻尝作“小影”赞云：“夫子之像，其初孰传，得于其家，几二千年。仰圣人之容色，瞻古人之衣冠，信所谓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则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盖无得而名。言世之所传非‘小影’画像，皆为赝本。”唐刘禹锡作《许州新庙碑》，谓：“尧头禹身，华冠像服之容，取之自邹、鲁。”即今之所传小影是也。[9]

孔传为了证明“小影”的真实性，可谓不惜余力，然而他所举证的两个例子可谓矛盾重重。首先，尹復臻曾担任过北宋元祐年间的庙学教授，他何以能肯定此画就是“几二千年”前的孔子真容呢？确实值得怀疑。另外，刘禹锡所提到的孔子形象与孔传所言的“小影”像也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刘禹锡在《许州文宣王新庙碑》中描述孔子造像的部分原文：(www.xing528.com)

乡明当宁，用王礼也。尧头禹身，华冠像佩之容，取之自邹、鲁；及门睹奥，偶形画像之义，取自太学。[10]

通过刘禹锡的描述可以看出，此孔子像属于唐代孔庙中普遍使用的孔子塑像。自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追谥孔子为“文宣王”以来，就使其雕像“坐于南面”，“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11]。刘禹锡的庙碑写于唐开成丙辰年（836），所说的孔子形象其实就是开元以来孔庙中“华冠像佩之容”的孔子形象。这一形象在宋代早期的孔庙中也有延续，如王禹偁在雍熙三年（986）所写的《昆山县新修文宣王庙记》中就记载孔子“乃像素王，被华衮，重珠旒，王者之制彰矣”[12]。李畋在景祐三年（1036）所写的《双流县文宣王庙记》也记载孔子像：“皇皇晬容，被衮正位”[13]。而孔传所说的“小影”像表现的却是“衣燕居服”的孔子。通过现存孔端友所立碑刻来看，也完全符合“燕居服”的特点，根本看不出“华冠”或“像佩”的形象特征。而且从“偶形画像之义，取自太学”来看，孔子画像似乎也与“邹、鲁”没有太大关系。孔传在此引用这条证据的原因无非是想借名人之言替自己出声，但他却忽略了证据是否和主题相关。

孔传虽然继承并强化了孔宗翰的观点，但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用插图的形式进一步说明，他所提到的一幅真迹和三幅赝本都没有插图，反而插入了一张在书中并未提及的《杏园讲学图》，其原因可能是其他四幅作品在世间已广泛流传，其中两幅已有石碑铭刻，而《杏园讲学图》并未被族人所提及，插入此图可以充实孔子图像资料，以防传模失样。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南宋初期兵荒马乱逃往临安的孔氏后人，并没有携带“小影”的刻石或拓本，在成书时只有文字资料而缺乏图像资料。不过，孔传著作中的这一遗憾却被滞留在北方曲阜的另一位孔氏后人所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