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诗题画：中国美术研究的新发现

根据邓椿的记载，宋徽宗上位之后，换掉了殿中郭熙的画，而“易以古图”[38]。到底换上了怎样的古图，邓椿并没有提及，是远古之画，是中古之画，还是近古之画，我们也无从得知。不过，从文献记载和现存作品来看，徽宗似乎对花鸟画比较感兴趣。《宣和画谱》记录了他收藏的花鸟画有二千七百八十六件，占全部藏品的百分之四十多，可见其偏爱之深。又根据《铁围山丛谈》所记，宋徽宗早年学画于吴元瑜[39]，而吴元瑜又学于崔白，所以，现存传为宋徽宗的花鸟画风格多少还是与崔白较为淡雅的花鸟画风类似。关于宋徽宗风格及真迹的论述，学者多有争议，但不管怎样，这些存世作品至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徽宗的审美趋向。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否发现宋徽宗创作“诗画关系”的特点呢？

图一是传为宋徽宗的《腊梅山禽图》，看似好像与崔白等人的花鸟画没有两样，只是在画面上多了诗题而已。有学者认为宋徽宗是最早的将诗书画融为一体的画家[40]，也有学者认为最早将诗书画融为一体的应该是李后主，而宋徽宗正是受了李后主的影响[41]，但不管怎么说，宋徽宗将这种形式发扬并完善是不争的事实，他对后世诗书画在形式上的“一体化”有着开创性的作用。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家也讲究“书画一律”，但也只是停留在诗画创作思想和意境上的“一律性”，而没有将其在形式上融为一体。当然，除了在形式上的创新外，笔者更关心徽宗是如何表达诗情画意的。在《腊梅山禽图》中，两只白头翁在寒梅上相依相偎，互相取暖，如果不看诗题，真看不出此图有何诗意，似乎与画工的“宣和体”花鸟画或“写真画”并无二致。画面上用“瘦金体”写成的四行诗题为：“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前两句诗是对画面的一种补充性描述，到了后两句，话锋一转，描述其真正想要传达的“诗意”：“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说明宋徽宗想通过双关寓意的诗文表达他对绘画事业的挚爱：与丹青有千年之约，至“白头”而不渝。“白头”一方面是指画面中的两只白头翁，一只代表“丹青”，一只代表自己，两只白头翁感情真挚，互为依靠。想通过“白头”传达一种画外之意，即他对“丹青”之热爱，是一生的追求。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宋徽宗为什么在继位之初就要大兴“画学”，“下题取士”并亲自教导“画学生”。

与此类似的还有传为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图二），其画面诗题为：“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这首诗中关键的“隐喻”在“五德”两个字上，学术界对于它的图像学分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学者认为这“五德”是指“五行之德”。认为锦鸡身上有青、赤、黄、白、黑五色，这五色在五行学说看来，又代表了木、火、土、金、水的“五行之德”。而宋徽宗有崇信道教，并“自喻为‘五德具备’，而化身为立于不败之地的锦鸡，表达的是其帝王心态”[42]。另一类学者则认为《韩诗外传》中的典故最贴近此画所要传达的隐喻[43]。典故的大意是说田饶一直侍奉鲁哀公，但是不被鲁哀公所赏识，于是就将自己比作鸡，认为鸡有“五德”：“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但即便是这样，鸡还是成为鲁哀公的盘中餐（喻指自己仍然得不到鲁哀公的重用）。于是，田饶就离开鲁哀公去了燕国，燕国重用其为相。三年后， “燕政大平，国无盗贼”。为此，鲁哀公感到追悔莫及，但也只能“喟然叹息”[44]。宋徽宗在诗题中认为自己“已知全五德”，喻自己为世间伯乐，能知人用人，同时也可能是在教育群臣要有鸡之五德，只有如此，才能天下太平，“国无盗贼”，自己也能“安逸胜凫鹥”。在笔者看来，第二类隐喻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www.xing528.com)

从这两幅作品可以看出，宋徽宗所要传达的诗意与苏轼等文人画家所要传达的诗意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苏轼、宋迪、王诜、赵大年等文人画家所要传达的诗意本身就寄托在画面之中，无需再用诗文提点观者。他们的题画诗一般不会写在画面上，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苏轼等人的题跋往往是观者与画面产生的情感共鸣，两者并无明确的“诗—画”指向关系。离开诗文，山水画照样能体现诗意，两者不会相互影响，没有互补及共存关系。但宋徽宗作品中的诗画关系如果缺失了画面中诗文的存在，便无法准确地理解他的寓意。图像所暗藏的隐喻或“密码”只有在他的诗文中才能找到。他的画意和诗意在本质上是不可分离的，画面中的形式因子是传达隐喻的一个载体，对于它所要传达的隐喻只能通过诗文来点醒，同时诗文又有自己的隐喻，如“白头”、“五德”等词语，只有在熟知典故的前提下才能勉强读懂诗文所传达的隐喻。所以，宋徽宗作品中诗画关系最大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一律性”或“天工与清新”，而在画面所传达的隐喻性或象征性，属于“诗题”性质的画。苏轼等文人画家注重画面本身所蕴涵的诗意性，诗意画的功能多体现在文人之间的一种诗画交流。有学者将其称为“书信式山水画”，诗画间的互动是北宋末文人画家在一起雅集，倾诉感情，交流经验，探讨隐逸思想的一种载体[45]。而徽宗则强调画面形象所包含的隐喻及象征功能，如政教意涵[46]、宗教思想[47]、祥瑞的表达等[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