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研究：妙想与诗意的互通探究

那么，他是如何来创造诗意画的呢？苏轼曾赞赏李公麟为：“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22]，“妙想”二字在这里可以代表诗与画在创作方法上相通的地方。“妙”是传统审美认识及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范畴，有学者甚至认为“妙”就是“道”的别名，最能体现中国艺术的精神，最能反映中国人的审美特点[23]。早在魏晋时期，顾恺之就提出“迁想妙得”的创作思想。到了唐代，张怀瓘首次将绘画定为“神、妙、能”三种品格，朱景玄虽然在张怀瓘的品评基础上加了“逸”品，但“妙”品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变化，依然在“神、妙、能、逸”四品之第二位，并认为“妙将入神”，说明由“妙”进而可以达“神”[24]，正如谢赫所言的“极妙入神”[25]。那么，什么是“妙品”呢？张彦远认为“妙”的前提是气韵周全，笔力遒劲，“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26]。黄休复认为：“画之于人，各有本情，笔墨精妙，不知所然。若投刃于解牛，类运斤于斫鼻，自心付手，曲尽玄微，故目之曰妙格尔”[27]，所以，“妙品”其实是脱离“神品”那种“天机迥高、妙合化权”等形而上品评思想之后回到作品本体的一种指称，也可以说是绘画技法及运思层面的最高境界。而“妙想”、“妙得”则是画家运思能力所达到的最佳状态，是一种别具巧思、每见新意的构思能力。而这种“妙想”、“妙悟”的审美范畴同样也反映在诗的创作活动中，如宋人惠洪认为：“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28]。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也认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29]。李公麟不仅精于绘事，而且“深得杜甫作诗体制而移于画”。这一点苏轼也承认：“龙眠居士本诗人，能使龙池飞霹雳。君虽不作丹青手，诗眼亦自工识拔”。[30]

这里有几则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李公麟在诗画“转译”创作中是如何具体进行“妙想”和“逸思”的：

凡书画当观其韵，往时李伯时为余作李广夺胡儿马，挟儿南驰，取胡儿弓，引满以拟追骑。观箭锋所直发之，人马皆应弦也。伯时笑曰：“使俗子为之，当作中箭追骑矣。”余因此深悟画格，此与文章同一关纽，但难得人人神会耳。[31]

在李公麟看来，要想离画工度数，不落俗套，而与诗人同出的关键就在于“妙想”，要有“新意”。他在描写李广事迹时，着重于箭在弦上，人马皆应弦的那种“画意”，而“俗子”着意于故事的真实性，即描绘胡儿中箭的这一结果，拘泥于故事性而失去了艺术性。或者说，“俗子”虽然能转诗意为画意，但却落入俗套，而李公麟则能“每出新意”，有别于一般画工。在宋人看来，李公麟“妙想”的能力正是受到杜甫诗歌的影响：(www.xing528.com)

如甫作《缚鸡行》，不在鸡虫之得失，乃在于注目寒江倚山阁之时。公麟画陶潜《归去来兮图》，不在于田园松菊，乃在于临清流处。甫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虽衾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公麟作《阳关图》，以离别惨恨为人之常情，而设钓者于水滨，忘形块坐，哀乐不关其意，其他种种类此，唯览者得之。[32]

通过《归去来兮图》和《阳关图》的立意不难看出，李公麟的诗意画之所以“妙”，是因为他没有被拘束在文字所传达的表面形象上，而是致力于寻找形象背后的意境。如果让“庸工俗子”转译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可能会被“秋菊”、“携幼”、“倚南窗”等形象或动作限制，在表现《阳关图》的意境时自然会营造“离别惨恨”的画面氛围。但李公麟的“妙”处就在于他能不涉理路、脱去凡近，不为常理所限，故能寄神情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