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州窑瓷枕，其枕面如同一张横放的宣纸，为磁州窑匠师们的书写、绘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它比圆形的瓶、罐等器物更便于毛笔书写、作画[2]，而画面周围的装饰图案也可看做绘画作品装裱所使用的丝织物的呈现。
瓷枕上的图像不仅于外在形式上模仿了书画作品，很多图式也源于当时的绘画作品[3]，如金代鹰兔纹枕，枕面开光内，绘有一鹰从空中向下俯冲，直奔野兔，野兔已经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正在迅速逃离，似乎马上就要冲出画面（图1）。另一件金代瓷枕上也绘有相似的画面（图2），鹰的形象完全一致，而追逐的对象变成了鸭子。对两种动物之间互动关系的刻画可见于北宋花鸟画家崔白的《禽兔图》中（图3），所不同的是，后者的禽兔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着拟人化的交流。相比之下，李迪《鹰窥雉图》中表现的鹰和雉鸡的紧张气氛与鹰兔纹枕更为接近，只是前者的鹰正在窥视雉鸡，尚未起飞俯冲（图4）。
更为典型的例子是磁州窑艺术馆收藏的一件元代昭君出塞枕，枕面绘有六人组成的行进队列，领队肩扛大旗，其后为架鹰武士和怀抱琵琶的侍从，骑在黑马上的女性应是王昭君，后有男女侍从各一人，三只黑犬随队列前行（图5）。相类似的画面还出现在大英博物馆藏的一件元代瓷枕上，人物的衣着动态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少了架鹰武士，随队奔跑的犬也改为两只（图6）。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后者将画面安排在开光内，画面的宽度受到影响，为了使得画面不会太拥塞，才去掉一人。事实上，上述两幅作品与传为金代宫素然的《明妃出塞图》的人物布局极为相像（图7）[4]，领队均为扛旗武士，王昭君位于队列的中心，队尾为一武士相随。所不同的是，宫素然的《明妃出塞图》中怀抱琵琶的侍从移至王昭君之前，后面的一组侍从改为一名女侍，人物的组合不再有明显的聚散关系和前后关系，基本呈一字排开。
图1 金代长方形白底黑花鹰兔纹枕
图2 金代八角形鹰逐鸭纹枕
图3 崔白《禽兔图》
图4 李迪《鹰窥雉图》(www.xing528.com)
至于磁州窑画工借鉴卷轴绘画的原因，可从文献中找到依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巷口宋家生药铺，铺中两壁皆李成所画山水”[5]。《梦梁录》卷十六：“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6]。可见，在店铺内装点名人书画作品已成为商家招揽生意的手段，以此推之，磁州窑瓷枕上模仿重要书画作品的做法也应是延续了这一风尚，以此吸引更多的顾客前来购买。
图5 磁州窑博物馆藏元代瓷枕
图6 大英博物馆藏元代瓷枕
图7 传金代宫素然《明妃出塞图》
图8 金代长方形白底黑花山水人物纹枕
图9 金代长方形白地黑花人物故事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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