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研究：铭文、器物与刻文探索

刻文者并非铭文的作者，但他用自己熟练而优美的书写技法，将铭文誊刻在礼器上。在此之前，刻文者显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如何使铭文完美贴合器物？铭文和器物孰轻孰重？

进一步观察中山三器，不难发现铭文的位置和大小都是经过精密设计的：首先需要最大限度地保证铭文不会被器物结构遮挡；其次，尽管三器的器型、尺寸均不同，但器身上的铭文大小却几乎完全相当，均长约2厘米。考虑到三器器身上长短不一的铭文皆环绕一周，首尾相接而不留空余，在如此情况下还要保证铭文大小一致，显然是极困难的！这不仅需要在刻文前就精确计算出铭文所占面积，可能还需要据此选择相应的器物。正如鼎的例子所示，当铭文幅面超出鼎腹的空间时，刻文者选择了突破圆鼎结构的局限，而不是缩小文字。圆壶原是一对完全相同圆壶中的一件，其底部的铭文显示壶铸造于十三年，比刻铭文的时间早一年。这说明圆壶刻文的位置并不是预留的，而是刻文者根据悼文的篇幅估算需求后，在众多礼器中着意挑选的。

三器器表的铭文全是出于刻文者手刻而非铸造。铭文线条圆转修长，在某些笔画细节还装饰有鸟兽形象，对比同墓所出兆域图和大部分物勒工名的铸造铭文，锲刻铭文所显示的装饰之美是铸造难以达到的。从文字风格上来看，三器铭文明显存在差异，可分为圆转（A型）和方直（B型）两种类型。

鼎和方壶上的铭文均为A型，字体笔画圆转，刻文者习惯在笔画中加入旋涡状用笔，或在起笔、收笔处添加鸟兽形象（见表3：“祀”“於”），凸显装饰性。圆壶的铭文A型和B型并存，圆壶前22行铭文为B型，在文字和书体上均与A型有明显差异，如“昔”“明”和“宗”字（表3），A型和B型铭文虽取用同样字形，但B型字方折，且比之A型更多省笔。又如“民”“其”等字，B型甚至采用和A型不同的书写方式（表3）。

A型B型两种风格字体共存的现象说明三器铭文出自两位刻文者之手。鼎和方壶上的铭文出自一位书风华丽、且具有装饰性的刻文者。圆壶则略显特殊，铭文由两位刻文者相继完成。圆壶铭文是新王为先王所作的悼文，但圆壶本身却为十三年所制。尽管刻文之器使用的是先王旧器，但选用了新的刻文者锲刻铭文，有趣的是，这位刻文者在完成前22行铭文后被替换了，或许因为这位刻文者简率、方折的书体，不能达到新王的预期，更有经验的刻文者被重新启用——铭文的后37行的风格亦属A型，显示出与鼎和方壶铭文的一致性（表3；图8）。(www.xing528.com)

表3　三器文字比较

图8　圆壶铭文前后书体区别（莫阳制图）

这一系列微妙的细节提示我们，三器制作的每个步骤都经过周密的设计，铭文、刻文器物甚至刻文者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以求将中山王的诏书完美呈现。而三器之中，鼎和圆壶是从众多礼器中挑选出来，用以刻写铭文，即先有器物再刻铭文，因此尽管设计者周密安排，在器物结构和铭文之间仍遗留了些许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方壶的情况似乎与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