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国历史：传世文献与出土铭文的研究成果

中山三器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三器上的铭文共计1101字，是对于传世文献的极大补充。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两者各有其特点和作用，不应有所偏废。不能因为出土文献时代古老，就贬低传世文献的价值，认为出土文献可以推翻和替代它们，相反，传世文献更应被视为讨论框架和理解背景[3]。结合两者特性，重新梳理文献，有助于全面了解和把握原本暧昧难明的中山国历史。

鼎铭有“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于铭”；方壶铭亦称“唯十四年，中山王命相邦赒，择燕吉金，铸为彜壶”。此外兆域图铭文“王命赒为逃（兆）乏（窆）”。这些铭文证实墓主人其名为，他的身份是中山国的国王。

，读cuo。从“”，昔声。“”作为部首，金文常见，其形象如两手持一容器。张政烺认为字不见于字书，疑为“错”之异体[4]。李零在《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与尹湾〈博局占〉的设计比较》一文中也延续此说，并直接用“错”替代“”为名[5]。尽管在先秦时期，起名并不刻意避讳凶字，但将名释为“错”似乎也有违常理。 商承祚在对“”字音形上与前二者持同样看法，但认为字当释义为“措”，以取措置得当则安稳而不倾斜，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意思[7] 。

“昔者吾先考成王，早弃群臣，寡人幼童未通智，唯傅姆是从”[8]。从鼎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的父亲中山成公早逝，少年即位。以“”为名，暗含先王对其治国稳妥的殷殷期望，又能窥见其时处于强敌包夹中国家所处的困顿局面——想要在其中平稳安置小小的中山国已是非常困难了。

鼎和方壶都是十四年铸造，这一年也是纪年中的最后一年。在统治中山的十四年中，中山国发生了什么？年少即位的成公继任者，是否完成了父亲的嘱托？根据平山三器铭文的记述，我们大致可了解和推测的生平和功绩，以及统治时期中山国的境遇。

关于中山国称王的时间，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说在成公时，一说在时。《战国策》有中山与燕赵为王，即前323年“中山君称王”。又《史记》、《通鉴》同年记“五国相王”，各国称王均在此年。

另据方壶载伐燕之事，中山出兵燕国是为平定燕王哙七年（前314）发生的子之内乱。子之内乱见于《史记·燕召公世家》、《战国策·燕策》、《孟子》和《竹书纪年》等史籍，燕王哙让位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齐宣王趁机出兵以平乱之名占领燕国都城。而据中山三器铭文，中山国也参与到此次“诛不顺”[9]的平乱之战中，甚至方壶的制作原料都直接来自燕国礼器[10]。铜鼎和中山王方壶的铭文均作于（）十四年，在这年中山国制作了大量的青铜器，应与“克敌大邦”之后的纪念活动有关，因此中山王十四年应为燕王哙七年（前314）同年或次年。那么元年当在前328或前327年。若中山君称王时间如《战国策》所载，在周显王四十六年，即公元前323年，就是五年或六年。显然，就是首位称王的中山国君。

中山三器铭文中，在措辞上均称中山先君为“王”[11]，应是称王后为父祖追赠的尊号。关于这点，对比已发掘的成公墓（M6）和墓出土实物亦可佐证。(www.xing528.com)

M6西库随葬的一漆箱中，放置刻刀、铜权、斧和凿等青铜工具。其中有三件凿顶端铸有“公”字铭文[12]（图3），应是使用者身份的标志。墓也发现相同性质的器铭，如椁室内所出铺首，其上刻有“君”“王”字样；东库出土的错金银铜接扣上亦有错金的“君”和“王”字样（图4）。物勒主名的形式未变，但称谓发生变更，这表明和其前统治者在身份上的变化——从成公时称“公”，至时已称“王”（表1）。

图3　成公墓（M6）出土铸“公”字铜凿

（1. M6：127 2. M6：143 3. M6：142）

图4　墓出土错金“王”字铜接扣（摘自《 墓》）

表1　成公墓、墓刻主名器物表

称王的举措使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身份地位，成为第一代中山王；而伐燕得胜又让他和中山国走上了辉煌的顶峰。根据三器铭文可知，中山伐燕的起因是燕王哙传位子之，导致“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也”。因此中山国派相邦司马赒“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在经过对燕的征伐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取得了胜利，并占领了部分燕国的土地。

中山伐燕之事，史籍无载。但在墓出土的“中山三器”铭文中，都或详或略提及此事[13]，可见伐燕得胜对于和中山国来说，都是一件值得铭记的大事。齐国伐燕之事见于《史记·燕召公世家》《战国策·燕策》《孟子》和《竹书纪年》。通过中山三器铭文与传世文献对读，可知中山是与齐国合兵攻打燕国。从中不难看到中山和齐国的联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