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中军事画像的功能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狩猎图是军事题材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尽管它是间接而隐晦的）。这类图像因与另一个表义系统混合，使得陕北地区画像系统中与军事相关的图像看起来反而不如其它地区清晰。这里所说的另一系统就是，射猎的其它非军事方面的象征意义系统，包括象征和写实[90]。这个系统在汉代陕北人独特的选择观念作用下变得不易解读。汉人有“避提战事”的倾向，但是他们的内心又寻找这种“军事力量”做自己的精神保护，哪怕是到了九泉也是如此。邻近的巴蜀地区的画像系统与陕北地区相比，它更显得独特，但就这种独特的、以表现完全的“世俗生活”题材为主的画像系统，在它们的作品中也偶见到“孔子见老子”等中原地区的作品，说明它在图像系统上并非完全与中原隔绝，只是区域性选择的结果[91]。汉代陕北图像在面貌上与中原地区一致，但他们的生活境遇却大相径庭，因此对于同样的图像他们会有不同的态度。

基于以上原因，图像制作者或赞助人对图像的选择大多持一种“务实”的态度。虽然这种图像不能排除有记载的功能和装饰功能[92]，然而在墓葬环境中，图像主要是为死人服务的，笔者认为，这类图像最初的功能当为辟邪，而记载功能只是派生功能。正如土居淑子所说，“虽然在表象上各自是现实的模仿，然而仅仅对这种表现方法就事论事的解释是不可能触及墓葬世界的本质的。画像石一方面确实是汉代绘画史丰富而又贵重的资料，然而除此而外，对它们所显示的根本意义，只有作为汉代社会所流行的生死观念的象征来理解，才能获得明确的答案”[93]。至于军事题材类图像是否具有辟邪功能，需要作进一步的考证。

若不考虑相互之间的层递关系，我们可以将陕北画像石中有关军事题材的分为三大类：狩猎图（包括射箭图）、历史故事图画和战争图。在这些图中，狩猎图占了九成以上，历史故事图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而战争图仅见白家山出土的两件[94]。这表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要能够证明狩猎图在墓葬环境中的独特意义，我们也就证明了军事题材在汉代墓葬中的作用了。

先看历史故事图画，张文靖的硕士论文已经证明了在陕北地区出现的历史题材画像，是“一些不仅排除了伦理因素，也排除了历史意义，而专以辟邪镇墓为目的”的画像[95]，所以那些画像石具有“辟邪镇墓”之功用，是否具有“排它性”值得商榷，但无论如何，军事题材中的有关历史故事的画像具备辟邪功能。

关于狩猎图具有辟邪功能，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www.xing528.com)

首先是图像本身。我们相信，在同一画面出现的图像，虽然从内容上判断完全不同，但是功能上是一样的，如出土于绥德的两件门楣石，一件画面左端是拜谒图，右端是出行图，二者同属记载功能，因此被统一于画面。另一件从左至右分别有玉兔捣药、青龙、白虎、朱雀、麒麟、仙人和历史故事“完璧归赵”等， 同属于符箓功能，也被统一在一起。从这种观点来看，狩猎若能与珍禽异兽、门吏、历史故事一起构成画面，甚至取代某些至为重要的形象出现于画面，则说明狩猎图具有辟邪功能，而证明这一点是很容易的。以《全集》的图158、139、122、43、44为例[96]，图158将狩猎图与珍禽异兽同置一栏；图139则在云纹中夹入青龙、狩猎、执彗门吏、朱雀；图122则将完璧归赵图与狩猎图合成一个画面[97]；图43、44，米脂官庄墓出土的两门柱，则用狩猎者代替了西王母，其周围的鸟类形象似乎表明狩猎者可能为后羿。由特定的狩猎者的神性到其所使用的工具有神性，再到普泛化的狩猎活动的神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逻辑推理。

其次，从丧葬习俗与狩猎的关系来看，射猎曾被用于保护“死者”的尸首。“《急救篇》：‘丧弔悲哀面目肿。’颜注：弔谓问终者也，于字人持弓为‘弔’。上古葬者衣之以薪，无有棺椁，常苦禽鸟为害，故弔问者持弓会之，以助弹射也。《吴越春秋》：古者人民相质，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酉阳九杂俎》：‘弔’字矢贯弓也，古者葬弃中野，礼贯弓而弔，以助鸟兽之害”[98]。随着墓葬的发展，死者的尸首获得越来越好的保护，而有关的礼仪和制度虽然被保留下来，却在对传统的“不求甚解”和“主动误解”[99]下发生了改变。在这一过程中，狩猎所具有的实用功能为抽象的保护作用，被动的防御为主动的驱除所代替，即为“驱除邪恶”所取代。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解读汉画像砖石中车马出行行列前后出现的执弓射猎形象以及屋宇前后出现的射猎形象。

再次，作为广义概念上的游戏，狩猎活动具有辟邪功能[100]。根据蔡丰明的论证，许多游戏活动被视为可作为祈福、驱邪、占卜等巫术手段来使用[101]。很显然，占卜是一种动作，动作完成事情就结束，没有必要刻凿于石板上。而祈福似乎也说不过去。将军出征要举行丧礼，即“出征”意味“不详”，与祈福的愿望背道而驰[102]，所以狩猎只有驱邪或者压胜的功能。

战争图。关于战争图的辟邪功能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一，主体；第二，形式；第三，器具。关于主体，又可分为两类，将军和士卒。汉代文献关于将军祠祭最早的记录是秦代对杜主的祭祀[103]。汉代国家所立的将军祠，其中包括最为显著的伏波将军马援祠，朱青生教授认为有神化将军的特点[104]。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呼唤“安得猛士兮守四方”[105]也说明汉代立祠祭祀有功之将军是借“猛士”神灵守卫社稷。关于士卒的形象（材官、侍卫等）在汉代墓葬中出现得较多，虽然一方面有造墓者为墓主设置的死后服伺人员，但另一方面，从这些兵卒所处的位置来看，大多具有防守的作用。关于器具，有“司马殿门大傩卫士服之（樊哙冠）”的记载[106]。有些地区的墓葬也出现武库的图案（如沂南汉墓的中柱画像[107]等）。而从形式来看，有选择性的形象，即单独出现士卒（包括一个或数个）的情况居多，而战争场面（综合的形式）则仅见于白家山。由此可得，士卒形象与将军形象相比，用作辟邪功能时，前者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这一点也给予我们启示，陕北汉代墓葬中出现的各类图像是按照广泛接受的模式[108]去处理的。在这种模式的影响下，更为常见的士卒和狩猎被广泛应用于需要辟邪的场合，而将军与战争场面则较少见于同类场合，或者因其易于与图像的记录功能混淆而少用。因此，对于战争图，可以得出三种看法：一、战争图是可以辟邪的，因为战争中各个图像符号具有辟邪作用，同时其所描绘的战争也具有震慑作用；第二，战争图是设计依据赞助人的要求而专门制作的，那么尽管原来无此类图像用于辟邪场合，但在这里它是被认为能够起这种作用的，而这种功能是赞助人赋予的；第三，战争图没有辟邪功能，但由于其总量在军事类题材中所占的比例极少，所以并不影响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汉代陕北人广泛接受这样的观念，即军事类的题材是具有辟邪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