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研究-战争画像石展示

绥德县中角白家山汉墓出土了目前仅见到两块直接表现战争的画像石[66]，长度均在2.5米以上，画像之一被命名为《凯旋图》（即B1），另一暂无名（即B2），构图自由灵活。虽然这两块画像石早在1998年初就已从民间征集到绥德博物馆[67]，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仅在《绥德文库·汉画像石卷》（以下简称《文库》）[68]中见到较为详细的介绍，遑论研究。

图像符号的释读

李贵龙认为B1“反映了当时激烈而频繁的战争。由二十七骑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占据画面的五分之四，反映出这支队伍的庞大，从兵士的头饰脸部造型来看，这支队伍是由汉族军队和已降匈奴军队组成的。上边一列呈奔跑状，下面一列则缓步而行，军士都身挂弓箭。左边五分之一的画面上刻绘着坐于华盖之下的首领，手中拿一书样物，似呈上的战功请赏册。首领身后一人持华盖，前面二人抱拳跪于地作乞求状，四人捧笏向头领走来作禀报状，下边有二人押一反解双手的战俘，另二人将一战俘扒光了上衣，四肢拉直摁于地上作行刑状。这显然是凯旋归来的战将在这里汇报战功领赏、被俘之敌在这里受审的场面”[69]。这样的描述相对而言稍嫌简单，甚至有些地方不能自圆其说。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它做出进一步的讨论，因为：

1. 对图像基本含义的正确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表现战争场面的图像与陕北其它军事题材之间的关系，从而管窥时人对此类图像所持有的态度。

2. 对图像基本含义的正确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去解析图像的内容与图像的功能、赞助人的意愿、制作者的技术手段与图像面貌的关系以及图像功能的生成方式，进而我们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整体理解一个墓室中、一块画像石中，图像与图像之间建立起的新的关系，以及通过这种关系建立起来的解读方法，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墓葬文化乃至时代文化。

识读B1的难点在于画面左边五分之一的内容（见图7）。其中主要有三组形象的具体意味较难把握：一为俘虏形象，二为双手托物者及其随从的形象，三为被处罚者的形象。

图7　

关于俘虏形象

在没有文字标示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把一个被反解双手的形象理解为主动投降者、战败被俘者和违犯军纪者。显然，俘虏形象不一定是俘虏，可能是对手在不敌的情况下弃械投诚。他们放下武器，把自己捆绑起来，其目的在于传达投降意愿，是一种信号或仪式。《左传·僖公六年》载“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榇”[70]。张维慎认为，“面缚”即背缚双手，可以单独或与其它动作一起构成投降仪式[71]。《后汉书》亦有相关记载，永初三年夏，南单于擅听信韩琮之言，以为“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遂起兵反叛。第二年春天，在汉“诸军并进”的压倒性形势下，单于“大恐”，乃遣使乞降，“单于脱帽徒跣，对庞雄等拜陈，道死罪”[72]。由此可见，战场上向对手表示投降有规矩可遁。但是出土于白家山的这一画像可以排除这一可能性，其原因在于：其一，在投降仪式中，“面缚”者为敌人队伍中地位最为尊贵者。在B1中我们无法判断，虽然敌人可能会“脱帽徒跣”，但是作为敌方的“主要人物”，其形体大小应稍示区别于一般士卒[73]。其二，“面缚”作为一种主动行为，在其后添加押解人员，从艺术处理角度来看有画蛇添足之嫌[74]。所以该形象宜作“战败被俘者”或“违犯军纪者”解。

关于双手托物者形象及其随从

从东汉政权与匈奴之间关系流变的史实来看，这组形象也有多种解释的可能。然而它在画面中的意思并不一定可以根据周围的图像而得出最后的确定，因为目前而言，画像中的许多元素虽然共存，但并不表示服务于同一个主旨。

其一，匈奴表示愿意臣服或者与汉朝修和亲之好。《南匈奴列传》载，“十六年，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愿和亲，修呼韩邪故约。和帝以其旧礼不备，未许之，而厚赏赐，不答其使。元兴元年，重遣使诣敦煌贡献，辞以国贫未能备礼，愿请大使，当遣子入侍。时邓太后临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赐而已”[75]。可见表示“臣服”是有一定的“贡献”要求的。在东汉和帝至顺帝的这五十年间，南匈奴已归降于汉王朝。为免于误会，汉朝通常会婉拒北匈奴的类似请求，而回赠以厚礼。从纪实角度来看，这一期间在陕北画像石上不大会出现此类图像。

其二，对于归附的匈奴，汉王朝素来重金笼络。汉代文献上似“汉乃遣单于使，令谒者将送，赐采绘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酱用橙、橘、龙眼、荔枝；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缯绘合万匹。岁发为常”[76]的记载比比皆是。虽然南匈奴已内附，但北匈奴的小股部队来降还存在。这种归附一方面会采取一定的仪式，如封赏，还可能授印。如《汉书》所载：“初，左伊秩訾为呼韩邪画计归汉，竟以安定。其后或谗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韩邪疑之。左伊秩訾惧诛，将其众千余人降汉，汉以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令佩其王印绶”[77]。

其三，论功行赏。如鲜卑大都护苏拔廆因杀敌有功，越骑校蔚冯柱“封苏拔廆为率众王，又赐金帛”[78] 。(www.xing528.com)

图8　伏羲

图9　B1局部

图10　横额局部

总体而言，此意象当解为受赏较为合适。但不论是哪种情况，在这里都可以说得通。在说明其原因之前，先要纠正一个说法，那就是画面上应该没有李贵龙所说的“拜谒”。首先从文献上来看。《说文新注》：“笏，公及士所搢也。从竹，勿声”[79]。《晋书·舆服志》说：“笏，古者贵贱皆执笏”[80]。而《广韶·没韵》则言“笏，一名手板，品官所执”[81]。说明“笏”这一器物的应用存在变迁，最后成为地位的象征[82]。在目前已出土的陕北画像石上“执笏者”或“执笏拜谒者”不见士卒[83]。从动作来分析，拜谒者手持笏板，是一个执持的动作，双手握抱笏板，指部回扣，而不是前伸。图8中伏羲的执矩就是一个典型的执持动作，这个动作中前臂与矩的夹角均明显大于120°。图10为与B1同出土于白家山的另一横额石的局部，是典型的拜谒动作，而B1则是取自图7的一个所谓的“拜谒”形象，二者的手势显然不同。图中人物的双手向前，看起来更像是平伸，以手掌面来托持事物，手与物的夹角接近90°左右。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汉代画像中人物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地位高低。在这一组合中，如果他们被看成是拜谒的话，那么就不符合常理——如果带着礼物去拜见别人，那么执笏的一定是主人，而托物的应当是随后的侍卫、仆人或下属，而这种关系在这幅作品中显然不成立。后者不具备被解释为“拜谒”动作的充分理由。要是我们将它看成一组人物，与他们的首领一样，都手上托持着物品，也许会更为合理（而图7中间有一跪着禀报的形象，更似执笏）。至于所托何物，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不能确认，在此笔者认为把它解读为奉献或受赏均可以。这里从三个人分别托持不同物件来看，加上前面有人向首领禀报，即在汉军士卒的引领下向首领投诚，并且准备向首领奉献其印信等有关物什[84`]；若是从主人与随从手中物的形体大小来看，则可以理解为受赏（主人多而随从相对少些，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

关于被处罚的形象

刑罚的目的可能是惩治叛徒，或者逼问军情，了解事件的真相。如“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还入朔方塞，庞奋迎受慰纳之。其胜兵四千人，弱小万余悉降，以分处北边诸郡。南单于以其右温禺犊王乌居战始与安国同谋，欲考问之。乌居战将数千人遂复反判，出塞外山谷间，为吏民害”[85]。即通过“拷问”来调查事实的事例。还有一种可能是治军，《汉书》上有许多关于违反军纪或不按军令行事进行处罚的记录，轻则薄责，重则赐死。在宣帝本始二年的大征讨中，蒲类将军等因“不至期而返。天子薄其过，宽而不罪”。而祁连将军等却没有如此幸运，他“逢汉使匈奴还者冉弘等，言鸡秩山西有虏众，祁连即戒弘，使言无虏，欲还兵。御史属公孙益寿谏，以为不可，祁连不听，遂引兵还。虎牙将军出塞八百余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进，斩首捕虏千九百余级，虏马牛羊七万余，引兵还。上以虎牙将军不至期，诈增虏获，而祁连知虏在前，逗留不进，皆下吏自杀。”[86]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军队首领在整治军纪。

另外，关于首领手中册页之形象。《后汉书》载：“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二十三年，诣西河太守求内附。”[87]其手中之物也有可能是记载有军事机密的简册或地图，而未必是功劳薄。

军旅生涯的图像再现

依笔者看，B1与B2这两件作品构思时所遵循的思维模式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细节的处理，笔者与李贵龙的认识迥异。

一、在内容上，都围绕着特定人物的“经历”来处理题材。从上文来看，二者系同时从同一个地方征集来的，很有可能出自同一墓葬[88]。就这块副画像石来看，可能是一个军队的首长，但B1与B2上的“将军”角色未必是一个具体的人物，或同一个人物（如墓主）。李贵龙认为B2可以分解为狩猎图、放牧图和战争图等，笔者认为，B1其实也包括行军图、治军图，受降图等部分。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谓的“投降”未必是“面缚”，B1中所出现的投降者的地位可能比端坐的首领的地位更低[89]。

二者的区别是，B1选取的人生大约仅限将军的“戎马生涯”时段，而B2几乎囊括将军的整个人生，不仅战争，还包括对其未从军之前的生活也作了详细回顾。如果我们可以把B2右上角那两个玩“吃子”的孩童看成将军儿时的记忆，那么接下来的便是琐碎的婚姻生活、放牧、从军、战争、狩猎等等。B2从两个方向延伸了将军的记忆，从战时到闲暇，从军旅生活到入伍前的生活，细碎而有机地组合成一个整体。

上述有助于我们梳理白家山汉墓的战争图与陕北其它军事题材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由于B1与B2出现在同一个墓葬，尽管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类图像是墓主的传记式呈现，但B1与B2在内容上显然有所“重复”，正因如此，说明它的价值也许有时不限于内容，可能与其它军事题材一样还有符箓功能（关于符箓等功能的解释详见下节）；另一方面，图像中各部分的内容又极好地统一于“人生经历”这样的大主题下，而画面又缺少“标志”性的符号，使我们缺乏充分的理由来确认它所具有的辟邪功能。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它们是一个例外。陕北汉代的图像呈现具有很强的规律性，而B1、B2画像石似乎没有什么规律可寻，可能在制作的过程中赞助人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可能图像与墓主的身份、生活经历与意愿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