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研究-战争的忧患意识

汉朝北边边境发生的战争多与匈奴有关，关于匈奴民族的起源问题在此不赘述，可参阅《史记·匈奴列传》，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猃狁考》及陈序经《匈奴史稿》的“第八章：匈奴种族的起源问题”等。

匈奴崛起于头曼单于，至冒顿单于时最强盛。秦以前“胡”仍是匈奴的通用名称。《史记》载：秦始皇因《箓图书》言“亡秦者胡也”[19]，便派蒙恬北伐匈奴及修筑长城可以为证。秦亡以后，匈奴南下，成为汉朝最大的外患。可以推想，“匈奴”这个叫法是在这个时期逐渐被采用的，可能是音译名，与其“常常入侵中原，时人生厌”有关，并以“匈奴”二字去命名这个民族[20]。可见秦汉时期，也正是匈奴民族由普通的“蛮夷”壮大成为北边最大的威胁的“匈奴”的过程。

汉朝时期，匈奴部族的武力十分强盛，就连最强大的汉武帝也不能消灭它。所以“匈奴”的存在对于汉王朝而言，自始至终是一个隐患，既然存在忧患，就会有所作为。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21]。忧患意识是维持和保证一个国家边疆防御的长效机制，从而不会因为疏于防范而轻易遭受灭顶之灾。这一带自战国开始，边郡设置就以军事功能为首要选择[22]。张春树认为，正是这种意识让汉代的军队迅速得到改良和壮大[23]。这种意识体现在画像遗存上，就是一方面强调士卒的基本作战技术和体能训练，另一方面就是强调士卒坚忍和顽强的意志。

技能训练——军事体育图像

东汉时期南匈奴内附，北部边陲防御线外移，但是内附蛮夷被认为是不可靠的。班彪曾回奏光武帝：“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慰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软欺’”[24]。 西汉时期，汉元帝对呼韩邪单于要求罢备边塞征求群臣的意见时，郎中侯应条陈了意思相近的十条理由[25]。说明有汉一代，汉匈作为两个对等的政体，随时都有可能暴发战争，二者是和是战取决于它们的军事实力对比的结果。

除了国家之间的征伐之外，匈奴还常常入境侵盗，这种行为，不以汉匈处于和亲还是对立为转移，它是一种在匈奴统治者默许下的行径。这种骚扰和对边塞人口与畜产的掠夺终汉之世而未止，这对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造成了深重的破坏。

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26]。 迫于应敌的需要，汉边塞人民不得不“师夷长技”，《汉书·地理志》云：“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力气，以射猎为先”[27]。“变俗胡服，习骑射”[28]。 这些边民“闻命奔走”，是为边塞安全防卫的储备力量[29]。有时汉代政府会强行征召游牧民族为“楼烦”将士也是出于他们善骑射的缘故[30]。同理，国家会赐弓弩给那些充兵朔方、五原一带的刑徒，鼓励他们习射猎[31]。习射不仅对普通边塞的军民有深远的意义，有时一场战争的关键就取决于射击技术如何。汉时的一些重要的作战队伍如陷阵军（汉代的敢死队）出击时通常仅装备弩机和弓矢[32]。有学者通过对比汉代中国对四方蛮夷作战图的特点，发现大抵在东南、西南作战都有舟船，而在北方、西北方则以“骑”“射”为特点[33]。

汉代军事体育活动包括很多，除了射击，还有角抵[34]、放纸鸢（五代以后称为“风筝”）、蹴鞠[35]、象棋、秋千[36]、武术[37]等。而汉代陕北人对骑射训练尤为重视，画像石上留下的众多狩猎图可以管窥一斑，因此我们对汉代军事体育活动的讨论就以狩猎为代表。以下以《中国画像石全集》第五卷（下简称《全集》）[38]为代表，对其中的狩猎图进行统计。因晋西北在画像石分布上与陕北同属一区，故一并计入，使结论更具说服力。该书中所列出的画像局部或整体为《狩猎图》[39]的横额画像石[40]有：榆林陈兴墓门楣石、榆林古城界墓门楣石（两件）、榆林段家湾墓门楣石、榆林郑家沟墓门楣石、米脂官庄西壁组合、米脂官庄墓门楣石（两件）、米脂尚庄墓门楣石、米脂党家沟墓门楣石、绥德王德元墓室横额石、绥德杨孟元墓前室后壁横额石、绥德延家岔墓前室西壁横额石、绥德墓门楣石（九件）、绥德黄家塔墓门楣石、子洲苗家萍墓门楣石、清涧墓门楣石、清涧贺家沟墓门楣石、神木大堡当墓门楣石（四件）、靖边寨山墓门楣石、离石马茂庄四号墓门楣石、离石马茂庄左表墓室横额石、柳林杨家坪墓室横额石。总计三十四幅，占被统计总数九十三件的三分之一强（36.56%）。以上数据表明，狩猎在东汉墓葬画像石中出现得极其多，甚至在全国境内也是首屈一指的[41]，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在上郡和西河郡，狩猎行为是极为普遍的活动。

狩猎作为训练手法极为重要，其原因还在于“善骑射”还是一项重要的征兵标准[42]，弓弩是战争中使用的主力武器之一[43]。 丁爱博在他的研究中提到，骑射作为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但至汉代始受重视。他指出，在骑兵的装备中，为了能够轻装上阵，箭、戟、剑是最常见的杀敌防身工具[44]。因此，不能简单地把狩猎看成一种消遣性的娱乐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更应该强调它所具有的战斗性质。上文说到狩猎是保持和提高战斗力最有效的途径，在陕北和晋西北出现的狩猎图像应当归入军事题材。只是狩猎的猎杀（捕）行为不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发生在人与兽之间[45]。猎手与猎物、战士与敌人是两个针对性的组合。由于前者可以是一个人的两种身份，即他们有同一性（猎手也可以是战士），所以后者也被认为是可以等同的，陕北白家山出土的画像石就有此类反映。从白家山出土的几块画像石如B1（图1）、B2（图2）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那种有目标的射杀行为——平原上的杀敌行为或山中的狩猎行为，除了场所不同之外，对于动作的发出者而言并无区别。图3中快速奔袭的人物，既是猎手又是战士。图3左下角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狩猎场面”，然后通过“倒地的梅花鹿”（图4 B2-a）这一个模板，说明了右上角有“倒地的梅花鹿”出现的场合仍然是在“狩猎”，而因狩猎者与战士实为一组人，因此表明战士即猎人，而在狩猎者/战士周围都是敌人的尸体、抱头鼠窜的和垂死挣扎的敌人，表明所有的这些形象与“倒地的梅花鹿”属性相同。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图式（见图6）：

在两个明白无误的主题中，制作者有意在其间制造误会，即模糊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战场与猎场不分，敌人与野兽不分，其目的就在于表明杀猎对象的无二，即狩猎就是战争，狩猎图或许在汉代的陕北人看来归入军事题材并无不可，也许这正是陕北相关的画像石出土得比较少的缘故[46]。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陕北人们早已厌倦了经年累月的战争，虽然不得不习射，但即便是作为备战的射箭训练，他们也会以一种粉饰的态度把它转化成“狩猎图”而置于墓室环境中。而在其它地区，表现射杀的胡汉战争和汉族之间的内战画像石屡有见到，山东滕县万庄曾出土过一块完全以骑射来表现战争的精彩的画像石[47]。像这样的以射杀为主要方式的战争图全国范围内已知的有二十多块[48]。说明射击技术在汉代战争中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一结论与汉代弓弩几乎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射装置相适应[49]。

图1　B1

图2　B2

意志鼓舞——历史故事图像

对于战争而言，与技术同样重要的还有将士的士气。从史书记载来看，两汉时期战争的惨烈是不言而喻的，达到“士卒伤死，中国槥车相望”的程度[50]。以下是从《汉书·匈奴传》上摘录的两组军卒的损失数据，一为直接的伤亡人数（或有关案例），一为间接损失人数（因这种恐惧心理所导致的投降、后进、叛变等），从这里我们可以更为直观地了解当时的情形。

第一组：关于伤亡

1. 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

2. 往来入塞，捕杀吏卒，殴侵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

3. 孝文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

4. 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

图3　B2 局部

图4　B2-a/B2-b(www.xing528.com)

5. 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

6. 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又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

7. 广军四千人死者过半，杀虏亦过当……尽亡其军。

8. 匈奴大围贰师，几不能脱。汉兵物故什六七。

9. 初，汉两将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物故者亦万数，汉马死者十余万匹。

10. 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

第二组：关于投降、叛变等

1. 匈奴大败围马邑，韩信降匈奴。

2. 居无几何，陈豨反，与韩信合谋击代。

3. 后燕王卢绾复反，率其党且万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终高祖世。

4. 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爱幸之。

5. 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

6. 而前将军翕候赵信不利，降匈奴。

7. 八年，遣越骑司马郑众北使报命，而南部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怀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

以上的数据仅为史书所载之一小部分，而记录在案的也仅为实际伤亡中极小的一部分[51]。如此高的伤亡率无疑严重地影响士气，所以各级政府和地方豪民[52]都会极力做好鼓舞士气的宣传工作，这种工作在汉朝统治集团中是有优良的传统的[53]。当然与邹鲁等地相比，在这个地区宣传孝道的意义远不如忠君受国（尽管从“家天下”的角度来讲，孝的最高层面仍是忠君）[54]。这种长期、深入的宣传也必然会影响到画像石的历史类题材类型的选择，这就是何以出现前文所提到的——在陕北墓中画像石历史题材中几乎不见表现孝道的题材。就现有文献来看，这种教育主要针对那些服兵役的对象[55]。也有学者认为墓葬中的军事画像本身就是一种褒扬性的激励[56]。

陕北所谓的豪民，大多都是“徙民实边”的结果，《史记》载，刘敬自匈奴处和亲回来后，又曾向汉高祖提议“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57]。晁错亦主张实边，并提出一系列的优待办法，使人愿意在那里安居乐业[58]。这些豪民会为“利其财”的目的着想，主动支持政府的边防工作，包括采用一些方式激励战士的战斗意志。康兰英老师认为，“出于驻守在这里的边将、府吏，盘踞在当地的地主富豪维护统治地位，抗击、抵御匈奴侵扰的政治、军事需要，‘忠义之士’便成了人们崇敬和歌颂的偶像，其舍生忘死、机智勇敢的品质成为当时提倡的风范和楷模，自然就是画像石中历史故事题材选取的重点”[59]。可见在陕北及晋西北，对于此类图像（如图5）[60]独有偏好，而不似其他地区那般多种多样（如临沂同样的历史题材包括了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二桃杀三士、仓颉造字、荆轲刺秦王、泗水升鼎等）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61]。

图5　绥德四十铺墓门横额

图6　图1之画面语言分析

战后做好安慰和补偿工作是兵法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62]。羽林孤儿的出现是汉代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安抚措施的实证。羽林军“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事死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羽林孤儿。” 这些卫士很多就来自于北地、上郡、西河等地[64]，而且他们不对羽林孤儿的编制作任何限制更能说明这支卫队的安抚性质[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