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马神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相关发现

公元2世纪中期，贵霜王朝的疆域已经十分广阔，西起咸海，东至葱岭，南包括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形成了连亘中亚和北印度的强大帝国，当时的首都为布路沙布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贵霜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地处东西方几大文化的交汇之处，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时期，佛教已经传入犍陀罗地区，之后发生了亚历山大的东征，但是这一阶段都没有佛像和菩萨像的产生，直至贵霜王朝才产生了真正的佛像和菩萨像，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必有其深层次原因。日本考古学家樋口隆康在《丝绸之路考古学》中提到：“大月氏人改奉佛教之后，仍然尊奉双马神。例如印度河上游犍陀罗佛教建筑的石柱头上就有双马神像”[20]。双龙与双马的相互融合，可能与大月氏人的文化多元性相关，在大月氏人的相关宝藏中，可以看到他们就将龙与马联系在一起。阿富汗黄金之丘“双龙和君主”挂坠上，守护神两侧的双龙刻画出马蹄与马鬃，明显带有马的特征（图30）。林梅村认为这是源自印欧民族古老的双马神奈撒特耶[21]。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提到过关于龟兹地区曾经有龙和马相合生子的传说。[22]

图30　“双龙和君主”挂坠，阿富汗黄金之丘出土

图31　敦煌绢画菩萨像，唐代，大英博物馆

在佛教的菩萨起源中，也存在一种说法，即认为观世音菩萨的原型或前身是不眗太子，是男性。这样的说法可参照佛经中关于转轮王太子的描述，在《大乘悲分陀利经》和《悲华经》中说的基本相同，都讲了无良净王第一太子不眗修道被授记为观音菩萨，在阿弥陀佛如来涅槃后，成为光明普至尊积德王如来。

仔细观察犍陀罗双童子项饰，就会发现其在装饰细节上与龙头项饰有所不同，在每位童子身后都带有莲花花蕾，花瓣向上。这也使我们不免将童子与莲花化生联系在一起。佛经中提出佛教有“四生”之说，“卵生”“胎生”“湿生”“化生”。 依壳而生曰“卵”，含藏而出曰“胎”，假润而兴曰“湿”，歘然而现曰“化”，化生指本无而忽生之意，即无所依托，借业力而出现者[23]。《观世音菩萨授经记》载：“昔金光狮子游戏如来园……入于三昧，其王左右有二莲花，从地踴（涌）出，杂色庄严，其香芬馥，如夭旃檀，有二童子化生其中，跏趺而坐，一名宝意，一名宝上”[24]。双童子莲花化生图像在中国非常之多。莲花化生的源头在古印度，想来在犍陀罗艺术中，将双马童与莲花融合在一起，也应该是传达化生的含义。虽然双童子项饰在菩萨产生时，具备特殊含义，但是它几乎没有对中国产生影响。仅在唐代敦煌绢画中发现一例类似描绘，菩萨头戴对称人物项饰，但是描绘的带翅人物更像是天宫中飞翔的伎乐天或迦陵频伽（图31）。

犍陀罗地区发现的众多佩戴双童子的菩萨，都是圆雕立像，身体塑造姿态、发饰、手势、所持宝瓶都与佩戴双龙头的菩萨立像相同，唯一有所区别之处在于，佩戴双童子项饰的菩萨，装饰更加繁复，右肩佩戴的圣线均为两根交叉呈十字形，而双龙头菩萨则多为三股合一，又有少量分叉，可见两类菩萨还是有所区别。至于这两类菩萨之身份是否都为弥勒菩萨，也有待进一步考证和研究。在菩萨身上佩戴的双童子是否为双马童，上述研究从图像认知的角度提供一种研究的思路。至于佩戴双童子项饰菩萨的身份，仍然不能确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注释：

[1]《大唐西域记》卷二载：“其国在北印度境，东西千馀里，南北八百馀里。” 《魏书》 列传第九十西域：“……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役属之。”北魏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罗国。土地亦与乌场国相似，本名业波罗国。”《宋史·外国传·天竺》：“其国属 北印度 ，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罗国 。”法显《佛国记》：“从此东下五日行，到犍陀卫国，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处。”

[2]默罕默德·瓦利乌拉·汗著，陆水林译《犍陀罗——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序，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年9月。

[3]宫治昭、贺小萍《弥勒菩萨与观音菩萨——图像的创立与演变》第64-67页，《敦煌研究》2014年6月第3期。

[4]乾隆《大藏经》大乘五大部外重译经·第33册，第323-324页。

[5]《大正藏》第53册，第133页。

[6]蒋忠新译《摩奴法论》第21、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7]（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第784页，中华书局，1973年5月；（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七，第5269页，中华书局，1973年5月。

[8]赵玲《印度秣菟罗早期造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第96-101页。

[9]孙机《仰观集》之《五兵佩》第252-262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6月。

[10]古正美《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第八章《转轮王和弥勒佛的造像》第574-600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www.xing528.com)

[11]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中国石窟寺研究》，第76-88页；《平城实力的聚集和云冈模式的发展》，第114-144页均刊于《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12]（日）村松哲文《中国南北朝时期菩萨像胸饰之研究》第131-142页，《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4期；刘珂艳《敦煌莫高窟装饰艺术中首饰纹样分析》，《装饰》2005年2月，第82、83页。

[13]王长启《介绍西安藏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14]李静杰、齐庆媛《二龙系珠与二龙拱珠及二龙戏珠的图像谱系》第209页，《石窟寺研究》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1月。

[15]吉布塔在1956年出版的《东欧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Easten Europe）中将原始印欧语文化称作“Kurgan Culture”，可以译为“坟冢文化”。由于发掘比较充分的颜那亚墓地最具特色，也被称为“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大约在公元前3600年—前2200年。

[16]廖育群《重构医学图像》第98-10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

[17]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第7-8页，三联书店，2000年3月。

[18]李利安《古代印度观音信仰起源》一书中提到多种观音信仰起源，双马童信仰见第75-7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19]林太《梨俱吠陀精读》第135-13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20]樋口隆康《シルクロード考古学 》第1册，京都，法藏馆，昭和61年，第161页。

[21]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第8-10页，三联书店，2000年3月。

[22][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7-58页。

[23]《长阿含经》卷十九：“有四种龙。何等为四。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湿生。四者化生。是为四种。有四种金翅鸟。何等为四。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湿生。四者化生。是为四种。”（CBETA，T01，no.001，P126. a28）《阿毗达摩俱舍论》卷八：“谓有情类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是名为四，生谓生类。诸有情中虽余类杂而生类等。云何卵生，谓有情类生从卵是名卵生，如鹅孔雀鹦鹉鴈等。云何胎生，谓有情类生从胎藏是名胎生，如象马牛猪羊驴等。云何湿生，谓有情类生从湿气是名湿生，如虫飞蛾蚊蚰蜒等。云何化生，谓有情类生无所托是名化生，如那落迦天中有等，具根无缺支分顿生，无而欻有故名为化。人傍生趣各具四种。”（CBETA，T29，no.1558，P43，c24）。

[24]乾隆《大藏经》大乘经 单译经 第42册，第502页。

（栏目编辑 阮荣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