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研究：从转轮王到菩萨装饰

犍陀罗菩萨华丽的装饰来源是什么？是王者之饰。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译《悲华经》大施品第三载：“善男子，时转轮王过三月已，以主藏宝臣，贡上如来阎浮檀金作龙头璎八万四千上金轮宝，白象、绀马、摩尼珠宝、妙好火珠、主藏臣宝、主四兵宝、诸小王等、安周罗城、诸小城邑、七宝衣树、妙宝华聚、种种宝盖、转轮圣王所着妙衣、种种花鬘、上妙璎珞、七宝妙车、种种宝床、七宝头目、交络宝网、阎浮金锁、宝真珠贯、上妙履屣、綩綖茵褥、微妙几凳、七宝器物、钟鼓、伎乐、宝铃、珂贝、园林、幢幡、宝罐、灯烛、七宝鸟兽、杂厕妙扇、种种诸药，如是等物各八万四千，以用奉施佛及圣众。[4]”《经律异相》云：“（转轮圣王）以主藏宝臣贡上如来，阎浮檀金作龙头缨八万四千”。《史记索隐》引北魏崔浩注：“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茏）城”[5]。

犍陀罗菩萨身着之宝饰，正好与《悲华经》中提到的“阎浮檀金作龙头璎”和“阎浮金锁”相吻合。龙头璎就是龙头项链，而阎浮金锁则是指用阎浮檀金制作的锁头，就是斜披的多坠头的挂饰。项链上的龙头有一对长角和短耳，有的双角呈多分支状，有数个分叉，是贵霜时期典型的 龙的造型。由《悲华经》可以看出这种装饰本来是转轮王佩戴的，或者是王子的佩戴之物。龙头璎在众宝中排第一，可见其是转轮王饰物中最贵重的，也被用来作为供奉佛祖的首要，比其他诸宝都尊贵（图7）。在大量的犍陀罗单体造像中，除了菩萨之外，还有多个贵族戴龙头璎的例子，也说明了这种装饰是由王族、贵族和其他神祇转移而来。巴基斯坦塞里·巴洛尔遗址出土的公元2世纪般遮迦和诃哩帝夫妇像以及拉合尔博物馆藏的般遮迦像，将印度古老传说中的神祇引入佛教。其中统领药叉的般遮迦，斜披一条龙头璎，龙头偏向一边，龙头样式和项链形制都与菩萨相同（图8）。

关于阎浮金锁与圣线，应该是印度早期婆罗门旧有的装饰。成书于公元前2—2世纪的《摩奴法论》中记载如下：“至于戴在肩上的三股合一往右的圣线，婆罗门应该是棉制的，刹帝利应该是麻线制的，吠舍的应该是毛线制的。”[6] 圣线是婆罗门和再生人礼仪中重要的象征物，是印度本土饰物，犍陀罗菩萨沿用了婆罗门的典型饰物（图9），并通过写实的雕刻将其细致表现出来。中国史书中，《魏书》《北史》《晋书》《隋书》《旧唐书》中也有关于璎珞宝饰的描绘，均指向西域诸国和东南亚诸国，并非中土之风。《梁书·诸夷列传》载：“（林邑国）其王著法服，加璎珞，如佛像之饰。”《旧唐书·南蛮传》言：“林邑国，汉日南象林之地，在交州南千余里。其国延袤数千里，北与皛州接。地气冬温，不识冰雪，常多雾雨。其王所居城，立木为栅。王著日毡古贝，斜络膊，绕腰，上加真珠金锁，以为璎珞，卷发而戴花。夫人服朝霞古贝以为短裙，首戴金花，身饰以金锁真珠璎珞。[7]” 林邑国是指位于中南半岛的越南，古代受南印度影响较大，文化上吸收婆罗门教和佛教，所以国王衣着装饰与印度接近，也有佩戴圣线和金锁的习惯。(www.xing528.com)

秣菟罗和犍陀罗造像都是贵霜王朝的创造，菩萨造像跟佛造像相比，呈现出世俗化和生活化特征。两地菩萨雕像衣着、首饰、发饰基本上都是模仿王者或者上层贵族。秣菟罗菩萨像的装饰特点，受印度土著达罗毗荼风影响较多，多来自上层婆罗门贵族或药叉、药叉女的装束，外来影响不大[8]。在贵霜王朝统辖区域内，这两地佛教造像孰先孰后素来有争议。谈及龙头项饰，就目前图像资料看来，秣菟罗的摩羯装饰一脉相承，流传有序，在时间上要早于犍陀罗，可能对犍陀罗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大；而犍陀罗项饰样式，后来的变化可能跟古波斯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影响有关联。总之，产生于贵霜帝国的秣菟罗和犍陀罗艺术，又都离不开贵霜王朝传统中存在的神人同体的国王崇拜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