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在川西北高原的部族，丧葬习俗差别甚大，羌人和氐人的传统葬俗是火葬，《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就说，汶山郡的六夷七羌九氐，“死则烧其尸”。被称为西羌别种的党项，也实行火葬，“老死者，以为尽天年，亲戚不哭；少死者，则云夭枉，乃悲哭之。死则焚尸，名为火葬”[33]。位于附国与党项之间的诸羌部落，“其风俗略同于党项”[34]，大约也是实行火葬。
两晋之际进入川西北高原的吐谷浑实行土葬，“死者亦皆埋殡。其服制，葬讫则除之”[35]。附国和嘉良夷同样实行土葬，但是葬俗与吐谷浑不同，“有死者，无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兽皮。子孙不哭，带甲舞剑而呼云：‘我父为鬼所取，我欲报冤杀鬼。’自余亲戚哭三声而止。妇人哭，必以两手掩面。死家杀牛，亲属以猪酒相遗，共饮啖而瘗之。死后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亲宾，杀马动至数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36]。这显然是实行二次葬。敦煌出土的吐蕃文书中，有一件文书记载着金波六兄弟与金波聂吉关于其父殿干涅巴（Sten rgan gyi ner pa）葬仪的争论。金波六兄弟坚持认为：“父亲要安葬在高地，父尊的墓基要建在高处”[37]。这应该就是汉文史籍所说的附国与嘉良夷葬俗：“置尸高床之上”。
由此可知，川西北高原同时并存着三种不同的葬制：一是党项和诸羌部落的火葬，这是羌人的传统葬俗；二是吐谷浑的土葬，这是沿袭鲜卑的习俗；三是附国的二次葬。这三种葬制的渊源虽然不同，但在今川、甘、青三省交壤的地区同时并存。
东女国的丧葬，又与上述三种葬法不同。“其居丧，服饰不改，为父母则三年不栉沐。贵人死者，或剥其皮而藏之，内骨于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38]以人殉葬是东女国葬俗的最大特点。(www.xing528.com)
位于今川西南的巂州，风俗“尚骨卜，刻木为信，火葬而乐送，以鼓吹为送终。木耳夷死，积薪烧之，烟正则大杀牛羊，相贺以作乐；若遇风烟旁散，乃大悲哭”[39]。实行火葬的部族还有乌蛮，《蛮书》卷8《蛮夷风俗》云：“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南诏家则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此外，磨些蛮也实行火葬，“人死，则用竹箦舁至山下，无棺郭，贵贱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则别焚之。其余颇与乌蛮同”[40]。而“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41]。由此可知，在今川西南地区，并存着两种不同的葬俗，乌蛮和磨些蛮实行火葬，西爨及白蛮则实行土葬。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西昌地区主要是火葬墓，这种墓葬，通常是用一种特制的陶罐，蓄藏骨灰和随葬物品，然后在地上掘一小墓穴，将陶罐置于穴内，用土掩盖。1982年春季，在西昌市北山发现一座火葬墓，地表无封土及葬墓标志。葬具为一大陶罐，其内又装有一个小陶罐，火化后的骨殖装在小陶罐内。小陶罐内所盛的骨殖，上面书写有红色梵文文字并贴有小块金箔。随葬品有5件模印的女性陶俑，1件铜金刚杵和1枚开元通宝铜钱。此外，还有一些残铜片[42]。至于史籍所记载的“依汉法为墓”[43]的墓葬，在今西昌地区极少，且无法确定为唐墓。
据《魏书》卷101《僚传》记载，僚人“死者竖棺而埋之”。何为“竖棺”，语焉不详。而风俗与僚人相同的儴人，“遭丧，乃以竿悬布置其门庭，殡于别处，至其体骸燥，以木函盛置于山穴中”[44]。《太平寰宇记》卷88《剑南道·泸州》则说，夷僚之人，“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岩穴”。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也说，叙州（治今四川省宜宾）以南，乌蒙以北的土僚蛮，“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刃巅崖之上，以先堕者为吉”。由此可知，僚人和儴人的葬俗基本相同，都是将死者葬于岩穴之中。这种葬式，通常称为“岩葬”，亦称“悬棺葬”。据今调查，巴蜀地区的悬棺葬，主要分布在两个地方：一是位于长江三峡的奉节、巫山、巫溪三县境内；一是地处南广河流域与长宁河流域之间的高县、筠连、长宁、珙县、兴文五县境内。有关三峡地区岩葬的记载，始于唐代，唐人孟郊《峡哀》诗云：“三峡一线天，三峡万绳泉。上仄碎日月，下掣狂漪涟。破魂一两点，凝幽数百年。峡晖不停午，峡险多饥涎。树根锁枯棺，孤骨裹裘悬。”[45]《神怪志》也说，唐代的雅州刺史王果“经三峡，见石壁有物，悬之如棺，使取之，乃一棺也。发之，骸骨存焉。有铭曰：‘三百年后水漂我。至长江，垂欲堕。欲落不落逢王果’”[46]。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后录》卷30则说：“三峡中石壁千万仞，飞鸟悬猿不可及之处，有洞穴累棺椁，或大或小，历历可数，峡中人谓之仙人棺椁云。”由此可知，唐宋时期，三峡地区的岩葬已经逐渐被神话。位于南广河流与长宁河流域的岩葬，下限在明代，其放置葬具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在岩壁上凿两三个小洞，插入木桩，然后将棺木放置在木桩上。第二种是将棺木放置在天然洞穴或岩缝内。第三种是把棺木放置在人工凿成的洞穴内。葬具均为木棺，分为整木挖成与木板拼成两种。1974年在珙县清理的10具悬棺中，部分尸骸打掉上颌左右两侧切牙，随葬品中有一双竹筷，上面书写有“阿旦沐”三字[47]。岩葬附近的岩壁上，大多绘有岩画，部分岩穴墓还有石刻浮雕[48]。
盘瓠蛮，“其死丧之纪，虽无被发袒踊，亦知号叫哭泣。始死，即出尸于中庭，不留室内。殓毕，送至山中，以十三年为限。先择吉日，改入小棺，谓之拾骨。拾骨必须女婿，蛮重女婿，故以委之。拾骨者，除肉取骨，弃小取大。当葬之夕，女婿或三数十人，集会于宗长之宅，著芒心接篱，名曰茅绥；各执竹竿，长一丈许，上三四尺许，犹带枝叶。其行伍前却，皆有节奏，歌吟叫呼，亦有章曲。传云：盘瓠初死，置之于树，乃以竹木刺而下之，故相承至今，以为风俗。隐讳其事，谓之刺北斗。既葬设祭，则亲疏咸哭。哭毕，家人既至，但欢饮而归，无复祭哭也”[49]。由此可知，盘瓠蛮是实行二次葬。入唐以后，其葬俗有一些改变，据《朝野佥载》卷2记载：“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框，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祀祭。”《夔州图经》则说：“夷事道，蛮事鬼。初丧，鼙鼓以为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盘瓠、白虎之勇也。”[50]夷是指白虎夷，蛮是指盘瓠蛮。由此看来，分布在夔州的盘瓠蛮，应当与同源的五溪蛮一样，也是实行二次葬，先将死者搁于村外，3年之后，于临江高山半腰，凿龛以葬之。由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盘瓠蛮一直是长江三峡地区居支配地位的部族，因而该地区实行岩葬的部族，应当是盘瓠蛮。只是在北周陆腾平定三峡地区盘瓠蛮的反叛之后，盘瓠蛮中的向氏便南迁到今湖北清江流域，田氏则退缩到今乌江流域，留居三峡一带的冉氏，不仅逐渐汉化，而且在唐代后期也南迁到乌江流域（见第四章第二节）。随着三峡地区盘瓠蛮南迁与汉化，该地区岩葬在唐代也就逐渐衰落，入宋以后，岩墓已成古迹。而在清江流域则出现岩墓，据《大明一统志》卷66《施州卫·陵墓》记载：“古蛮王冢。在卫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又，城北都亭乡有岩，高百余丈，岩腹有穴一十二，皆藏柩之所，相传以为蛮王墓。”在南北朝后期进入今湖北恩施地区的向氏就曾自称王侯，而施州的设置，也是因向氏率众内附，北周武帝于建德二年（573）置施州。因此，明人所记载的施州古蛮王墓，应当就是实行岩葬的盘瓠蛮向氏首领之墓。至于南广河流域与长宁河流域的岩墓，则是僚人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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