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流传在川西高原的民间故事，第一篇、第二篇和第四篇的体裁，都是散文和韵文相结合。在汉族地区，散文和韵文相结合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变文。变文缘起于演说佛经。由于来自印度的佛经有散文，也有偈颂，因此僧侣讲经时，便模仿其散文和韵文相结合的体裁，说唱出来，以此演说佛经。南北朝时期，翻译的佛经与当时的口语相去不远，因此演讲佛经的方式，主要是“转读”和“唱导”。入唐以后，由于口语转变，演说以前翻译的佛经，需要改为当时的口语，这样就产生了“变文”。唐代的变文分为演绎和非演绎佛经故事两大类。演绎佛经故事的变文，又可分为根据经文演绎和离开经文自由叙述两种。根据巴蜀佛教造像、绘画的题材内容，可以得知当时巴蜀地区流行的一些变文。其中依据经文演绎佛教故事的变文有维摩诘经变文、阿弥陀经变文、药师经变文、涅槃经变文，等等；离开经文演绎佛教故事的变文，主要有地狱变文、报父母恩重经变文。此外，观音变、佛母孔雀明王经变也可能在唐代就已经在巴蜀地区流行。由于变文分为俗讲和僧讲，二者的内容又有所不同，所以造佛像和绘画在表现同一题材时，既有详略的不同，又有细节的差异。流传在巴蜀地区的非佛教故事变文，可知的有“昭君变”。《才调集》就载有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
除了用散文和韵文相结合的方式演绎故事外，也有只用非韵体的文字来描写人物形象，演绎故事情节，这就是小说。在唐代以前，小说创作基本上还处于萌芽状态。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虽兴盛一时，但基本上是记录、描写传闻，怪多情少，而志人小说则是历史人物片段言行的笔录。到了唐代，小说才逐渐发育成形，从而成为在确切意义上的中国最早小说。巴蜀之人素来崇信鬼神，加之道教、佛教的影响，因此，有关神鬼怪异的传闻在民间流传甚广，这就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唐人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根据这些素材改写的。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杜光庭的《道教灵验记》和《神仙感遇传》，大多是记录巴蜀的异闻，或以此为素材创作的小说。此外，在巴蜀地区流传的小说，还被用作艺人演出的脚本。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续集》卷4《贬误》中说：“予大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为偏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偏同声，云世人皆误。”段成式是在文宗太和六年（832）随其父段文昌至成都，太和九年（835）段文昌卒于成都，故段成式观杂戏当在成都。所谓“市人小说”，大约类似于后代的说书。由此可知，当时成都的杂戏，包括市人演绎小说一项内容。(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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