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通常是在音乐的伴奏下表演。从出土的汉画像砖可以得知，在汉代，蜀中已有巾舞、槃舞、灵星舞和巴渝舞。这几种舞蹈一直流传至后代。
巾舞，汉代称公莫舞，见于成都郊区出土的汉画像砖：一女子双手各持一条长巾而舞；两人吹箫，一人击鼓伴奏。两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巾舞之外，又有白纻舞，二者舞服不同，但舞蹈动作差不多，所以宋、齐、梁三朝把巾舞和白纻舞归为一类。入唐以后，巾舞和白纻舞通常由二人伴奏，四人群舞，舞服也基本上统一。伴奏二人着平巾帻、绯褶；舞女四人，碧纱轻衣，外套裙襦，漆髹鬓髻，饰以金铜杂花，脚穿锦履。
图12-30 唐代巾舞
槃舞，见于彭县、广汉出土的汉画像砖：一女子两手各持一条长巾，踏鼓起舞，脚下有二扁圆形鼓，地上还覆有七槃。这就是张衡在《舞赋》中所说的“历七槃而纵蹑”，即舞人踏鼓为节，舞于七槃之间。入晋以后，舞人不再持长巾，而是以手“执杯盘而反复之”[84]，故名杯盘舞，亦称晋世宁。刘宋改名宋世宁。萧齐称为齐世昌。萧梁亦设舞盘伎。唐代称为鞶舞，隶属清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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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1 德阳出土灵星舞图画像砖
灵星舞，见于德阳县出土的汉画像砖：四人在前，各执刈钩，向后举起，动作一致；后面二人，每人一手执器，一手作播种状；画面背景为田畴。据《后汉书》卷19《祭祀·灵星》说，汉代祭祀灵星，有“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耘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画像砖上所表现的情景与此记载相合，应当是祭祀灵星之舞。唐代亦祭祀灵星，其舞亦当“象教田”。此外，自汉代以来，蜀中因集体耘田，击鼓以节进退，由此而产生助农的击鼓歌，僧可朋的《耘田击鼓诗》就是击鼓而歌的歌词。至于曲调，基本上是流行的民歌曲调。《益部谈资》卷下云：“长腰鼓长七八尺，以木为桶，腰用篾束二三道，涂以土泥，两头用皮幪之，三四人横抬杠击，郡献春及田间插秧时，农夫皆击此，复杂以巴渝之曲。”与耘田击鼓歌相配合的舞蹈，显然是模仿耘田等动作。由此看来，汉唐时期的灵星舞和耘田击鼓歌舞，应当是同一类歌舞，其特点是模仿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劳动动作，只是灵星舞仅在祭祀灵星时表演，而耘田击鼓歌舞则流行于民间。
巴渝舞。这是板楯蛮传统的民间舞蹈，粗犷雄健，富于战斗精神。汉初被纳入乐府。魏文帝黄初三年（222），改名为昭武舞。晋代又改昭武舞为宣武舞。西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停宣武舞。东晋南迁时，将巴渝舞带到江南，使之成为南朝清乐的组成部分。梁武帝复置巴渝舞，不过它已失去刚健粗犷的武舞风貌。隋文帝忌讳南朝的清乐，认为是亡国之音，遂废止了一批清乐曲，巴渝舞即在其中。自隋代以后，巴渝舞已不再作为祭祀舞曲，但是南朝旧乐巴渝舞的绰约风姿，却依然为隋朝贵族所欣赏。武则天时代整理清乐的旧曲时，巴渝舞之辞仍得以保存如故，只是“其声与其辞皆讹失，十不传其一二”[85]。唐以后，巴渝舞已不见史载，但是这种由古代板楯蛮所创造的舞蹈在民间仍广泛流传，其流风遗响在今湘、鄂、川三省交壤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舞蹈中，仍可寻到它的踪迹。
入唐以后，一些新的舞蹈也逐渐传入巴蜀地区。其中最常见的是《拓枝舞》。此舞是由西域传来，段安节《乐府杂录·舞工》把它归入健舞。由二女子对舞，舞人头戴红色尖帽，上系金铃，身著紫红罗衫，足蹬红锦蛮靴，击鼓为节而舞，多在宴饮时表演。
剑器舞。此舞原是河西地区的民间舞蹈，大约在武周时期传入长安，并且成为宫廷的教坊舞曲。安史之乱爆发后，此舞遂传入三巴地区。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说：“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壮其蔚跂，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86]根据杜甫的记叙，他在夔州所见到的剑器舞，是由女伎演出的单人舞。司空图在《剑器词》中说：“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87]可知女伎是着军装为剑器舞。此外，根据姚合的《剑器词》和敦煌写本《剑器词》的记述，军队中的剑器舞则是队舞。由于剑器舞迅急雄壮，故《乐府杂录·舞工》将其列为健舞。
杂剧是在歌舞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其主要特点是有故事情节。蜀中的杂剧，始见于唐人的记载。文宗大和三年（829）南诏入侵成都，掠去大批子女工巧，据李德裕说：“蛮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华阳二县，只有八十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两人、医眼大秦僧一人，余并是寻常百姓，并非工巧。”[88]杂剧丈夫就是专门从事杂剧表演的男演员，他们所演出的杂剧，见诸记载的有《刘辟责买》。据《唐语林》卷1《政事门》记载，宪宗元和年间，高崇文平定刘辟之乱，入成都，闲暇时，“举酒与诸公尽欢，俳优请为《刘辟责买》戏，崇文曰：‘辟是大臣，谋反，非鼠窃狗盗，国家自有刑法，安得下人辄为戏弄。’杖优者，皆令戍边”。俳优，通常是泛指专门从事表演艺术的人，其中也有杂剧演员。《乐府杂录·俳优》云：“弄假妇人。大中以来有孙乾、刘璃瓶，近有郭外春、孙有熊。僖宗幸蜀时，戏中有刘真者，尤能。后乃随驾入京，籍于教坊。”弄假妇人亦称假妇戏，即以女性为题材内容的戏剧。刘真以精于弄假妇人而入京，足见当时蜀中此类戏剧已具有较高水平。据《酉阳杂俎·续集》卷3《支诺皋下》记载，成都“尝有贴衙俳儿于满川、白迦、叶珪、张美、张翱等五人为伙……后数日，监军院宴，满川等为戏，以求衣粮”。由此看来，当时成都的俳优，大约已经有了类似于后代戏班的组织，只是俳优所演出的节目，除了杂剧，尚有百戏。据《太平广记》卷1《王俳优》记载：“唐乾符中，绵竹王俳优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飨军宴客，先呈百戏，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载十二人，舞《河传》一曲，略无困乏。”在唐代，蜀中百戏的内容甚多，不仅有传统的跳丸、跳瓶、跳剑、冲狭戏，而且还有傀儡戏。《北梦琐言》卷3《崔侍中省刑狱》云，崔安潜为西川节度使时，“频于宅使堂前弄傀儡子，军人百姓穿宅观看，一无禁止”。弄傀儡子就是演出傀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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