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巴蜀绘画特色

图12-1　梁令瓒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局部1）

图12-2　梁令瓒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局部2）

巴蜀绘画，历史悠久，但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其画不显，为后世所称赞的绘画作品，皆为外来画家所作。巴蜀本土绘画的兴起，肇自唐玄宗时期。开元九年（721），蜀人梁令瓒考制浑天仪、黄道仪，又作《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其画今存日本，卷首有梁令瓒的署名。清朝人安仪周将该画评为妙品。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入蜀避乱，一些著名画家相继来到巴蜀，其中有京兆人卢楞伽、韦堰、太常卿姜皎。代宗大历年间，山水画家王宰亦家于蜀中。敬宗宝历年间，长安人赵公祐至成都，专攻人物画，尤善佛像、天王、神鬼。文宗时期，张腾、范琼、陈皓、彭坚诸人亦寓居成都。懿宗时，以善绘传神杂画著称的常粲，也由长安入蜀。以上诸人，大多来自当时全国的绘画中心长安。自僖宗以后，入蜀避乱的画家，除了来自京师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东南地区，其中有东越人孙位、吴人滕昌佑、南海人张询、婺州人贯休。这些流寓巴蜀的画家，代表了当时各种绘画流派的最高水平，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巴蜀的绘画艺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大批川籍画家相继出现。据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2《记艺上》记载，唐末的著名画家有27人，其中川籍画家7人、流寓巴蜀的画家12人，总计19人，超过总数的70%。可以认为，唐末，全国绘画最兴盛的地区是巴蜀，而其中心则在成都，故宋人李之纯说：“举天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1]

图12-3　今日成都大慈寺

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巴蜀绘画的题材内容，主要有释道人物和山水画两类。释道人物是宗教画，大约始自魏晋时期。早期的巴蜀宗教画，多为道教的仙真。据说汉代隐士段翳的故宅就绘有段翳、李真人的像。冯盖罗在晋怀帝永嘉元年（307）飞升之后，当地人也在龙多山建仙台观，绘像事之。这些用作供奉的仙真像，多为画师所作，艺术价值不大。南北朝时期，佛教绘画逐渐在巴蜀地区兴起。当时的巴蜀佛画，主要受江南名家的影响，基本上是在印度佛画的基础上进行损益。入唐以后，巴蜀地区的画家，大多兼习佛、道二教的人物画。《宣和画谱·宋永锡传》就说：“大抵西蜀丹青之学尤盛，而工人物道释者为多。”道教人物画，以唐懿宗时的简州道士张素卿最负盛名。佛教人物画的名家甚多，无论是流寓蜀中的外来画家，抑或川籍画家，大多工于佛画。当时的佛画，多数是绘制在佛寺的墙壁上，其中成都大圣慈寺的壁画居全国之冠。据宋人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说，大圣慈寺绘有诸佛如来1215尊、菩萨10488尊、帝释梵王68尊、罗汉祖僧1785尊、天王明王大神将262尊、佛会经验变相158幅，而夹神雕塑尚在其外。这些壁画，相当一部分是出自唐人手笔。

山水画历来是绘画的重要题材。南北朝时期，山水画较为呆板。画石则徒务雕透，有如冰澌斧刃；画树则刷脉镂叶，有如栖梧茆柳，事拙而工倍。入唐以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擅长山水画，多有创新，时人以为神仙之笔，山水画至此一变。其后，又有忠州司马张璪，善画山水，极树石之妙。张璪作画，唯用紫毫秃笔，或用手蘸色摹于绢素，有浑成之妙趣，得自然之画法。宋徽宗所临摹的崖松图，即其笔法。张璪还著有《综境》一篇。在这些名家的影响下，山水画逐渐在巴蜀兴起，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成都人李昇。他最初是临摹张璪的山水画，有所心得，遂意写蜀中山水，心思造化，意出先贤，数年之中，创成一家之能，蜀人以其画足以与李思训相匹敌，故称其为“小李将军”。

中国的早期绘画，强调“形似”，也就是客观地再现事物，自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之后，“气韵”便成为绘画最重要的原则，也是品评画家的主要依据。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承袭谢赫的画论，把气韵生动作为品评作品的首要标准。他认为，形似是对客观事物的模仿，气韵则是画家的主观意识，绘画应当以主观意识驾驭视觉感受，才能表现艺术对象特有的气质，这种创作方法就叫“写意”。具体到人物画，应当以形写神，如果只有形似而无气韵，或者仅仅依靠色彩来表现人物，都不能算是作画；山水画，应当意出象外，也就是说，山石云水，不应是自然景观的再现和单纯模仿，而是画家借助这些山石云水的形象及其组合关系，表达出与之异质同构的内心情感。气韵既是唐人作画时所追求的境界，也是品评画家的主要依据。宋人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就是按照这样的标准，依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的分类方法，把唐代的巴蜀画家分为神、妙、能三格，每格又分上、中、下三品。三格之上，又有逸格，不分品级。(www.xing528.com)

图12-4　孙位《高逸图》（局部）

《益州名画录·品目》说，逸格的标准是：“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只有一人，那就是随僖宗入蜀的东越人孙位。其绘画风格类似张僧繇，曾仿张僧繇笔法在成都昭觉寺画《战胜天王》一堵。孙位和张僧繇一样，也善于画龙，贯休《题成都玉局观孙位画龙》说：“我见苏州昆山佛殿中，金城柱上有二龙，老僧相传道是僧繇手，寻常入海共龙斗。又闻蜀国玉局观有孙遇迹，蟠屈身长八十尺，游人争看不敢近，头觑寒泉万丈碧。”^[2]《德隅斋画品》更是详细品评了孙位的《春龙起蛰图》：“山临大江，有二龙自山下出。一龙蜿蜒骧首云间，水从云气布上，雨自爪鬛中出，鱼虾随之，或半空而陨；一龙尾尚在穴前，踞大石而蹲，举首望云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尽靡。波涛震骇，涧谷弥漫，山下桥路皆没，山中居民老小聚观，扶户阚牖，人人惊畏，若屋坠颠。笔势超轶，气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神物变化，未能易也。”孙位最重要的创新在于画水。当时人画水，多作平远细皱，最多也不过能为波头起伏，孙位始出新意，画水跌宕起伏，输泻跳戏，号为神逸。

逸格之下，是为神格。其标准是：“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3]列为神格的画家有赵公祐和范琼二人，皆为寓居成都的外来画家。赵公祐是长安人，敬宗宝历年间寓居成都，工画人物，尤善佛像、天王、神鬼。敬宗、文宗两朝，赵公祐在蜀中诸寺画佛像甚多。武宗会昌年间毁佛，一例除毁，唯大圣慈寺留有数堵壁画。赵公祐入蜀后，遂定居下来。其子赵温奇、孙赵德齐，皆以画为业，并有所成就。范琼是在文宗开成年间入蜀，善画人物、佛像、天王、神鬼、罗汉，与陈皓、彭坚二人合作，于诸寺图画佛像甚多。武宗会昌毁佛，只有大圣慈寺的佛像幸存下来。宣宗再兴佛寺之后，范琼等三人“于圣寿寺、圣兴寺、净众寺、中兴寺，自大中至乾符，笔无暂释，图画二百余间墙壁，天王、佛像、高僧经验及诸变相，名目虽同，形状一无同者”^[4]。三人皆宗师吴道玄笔法，而在色彩的应用上则超过吴道玄。范琼在三人之中，年龄最小，技艺最高，故入神格。

图12-5　卢楞伽《六尊者像》（局部）

妙格是指画家笔精墨妙，自心付手，曲尽玄微。妙格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7人，其中：陈皓、彭坚是在文宗开成年间与范琼一同入蜀；张腾是在文宗大和年间入蜀，善画佛像；卢楞伽则是在玄宗天宝末年入蜀，以善画高僧著称；赵温奇、赵德齐父子是赵公祐子孙；道士张素卿是巴蜀简州人。妙格中品10人中，巴蜀画家共有5人，其余5人皆为流寓入蜀的画家。妙格下品11人，巴蜀人士有8人，随父辈入蜀定居者2人，只有刁光胤是在天复年间流寓入蜀。唐代巴蜀最著名的画家，除了张素卿被列为妙格上品之外，其余均在妙格中、下品。其中：位列妙格中品的左全，专攻杂画，敬宗时期，“声驰阙下”；高道兴“触类皆长，尤善佛像高僧”；房从真“攻画甲马、人物、鬼神，冠绝当时”；黄筌则是开创黄家花鸟画派的创始人。而号称“小李将军”的山水画大家李昇，“攻画女郎，笔踪妍丽，极善写真”^[5]的阮知诲，则被列为妙格下品。

能格是指作画形象生动的画家。亦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15人，巴蜀人士有13人；中品5人，巴蜀人士4人；下品7人，巴蜀人士5人。被列为能格的画家，或是工画人物、佛像、山水，能得其形似，如周行通、杜宏义、杜子瑰、赵才、程承辩、丘文播、僧楚安、宋艺等人；或遵师法，别无新意，如孔尚、蒲延昌等人；或学名家笔法，罕有突破，如石恪、麻居礼学张南本笔法，杜措学李昇山水，陈若愚、李寿仪学张素卿笔法；或子承父业，又不能超过之，如杜敬安、阮惟德、张玄之裔张景思及其母族的杨元真等人。

图12-6　石恪《二祖调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