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的赋税征收，完全陷于混乱之中，“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大镇，又自给于节度、团练使。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复诸使，诸使不能复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缘以为奸，或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以万计。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正赋所入无几”[83]。由此使得国家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唐王朝不得不从根本上对原有的赋役制度进行改革。大历十四年（779）八月，宰相杨炎上疏，“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德宗善而行之”[84]。于是在建中元年（780）正月诏行两税法。同年二月，又遣黜陟使分巡天下，“仍与观察使、刺史计人产等级为两税法”[85]。自此以后，两税法就取代了租调力役之制，成为唐朝主要的赋役制度。
两税法的基本原则是“量出制入”。即由各州府先测算出本州府的岁支总数，然后以此作为征收两税的总额。不过，在具体确定两税总额的时候，实际上是“每州各取大历一年科率钱谷最多者使为定额”[86]。征收两税的对象是行商和各州府的现住民户，“行商者在郡县税三十之一”[87]，现住民户则是“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88]，一律定为两税户。每户的纳税数额不是按人丁计算，而是按民户的资产和田亩计算。其中资产税由“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89]，即按户等征收，“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90]；田亩税则由各府州“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夏税六月内纳毕，秋税十一月内纳毕”[91]，即各府州把大历十四年的地税总额，按亩均摊，定为田亩之税，分夏、秋两次征收。这种按照户等和田亩征税的办法，实际上是把原有的租庸调和“比来新旧征科色目”[92]完全并入户税和地税之中，从而统一税制。
户税又名税钱、税户钱，是按户等征收的财产税。唐高祖武德六年（623），“令天下户量其赀产，定为三等”[93]。太宗贞观九年（635），“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置为九等”[94]。自此以后，按照民户资产的多寡分为九等户，遂成定制。评定户等的“资产”是指民户的住宅、车畜、粮食、奴婢和部曲等，但是不包括土地[95]。唐代前期，“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以供外官月料及公廨之用”[96]。玄宗天宝年间，八等户的税钱是452文，九等户为222文[97]。代宗大历四年（769），对户税进行全面调整，确定户等的资产范围和征税面都有所扩大，税率也比天宝年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八等户增加到700文，九等户为500文[98]。德宗建中元年改行两税法的时候，把各种“旧征税数”并入户税之中，于是各府州便根据现有的“百姓及客户，约丁产，定等第”[99]，重新确定户等及各等第的税钱。由于各府州“所在徭赋，轻重相悬”，加之“大历中纪纲废弛，百事从权，至于率税多少，皆在牧守”[100]，因此在改行两税法的时候，各府州实际摊配到各户等的税钱也就不完全一样，原来全国统一的户税额也就不复存在。
地税是由义仓纳粟演变而来。太宗贞观二年（628），尚书左丞戴胄上言，请仿隋制，设置义仓，以备凶年。于是诏下有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制可之”[101]。高宗永徽二年（651），一度改为按户等征收，但是时间不长。至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定式，仍然规定“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只有“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102]才按户等征收。代宗广德元年（763），重申：“地税依旧每亩税二升。”[103]但是在广德二年（764）却又按亩另征青苗钱，以充百官俸料[104]。大历元年（766），每亩征收青苗钱15文，此外又有“地头钱”，每亩20文。于是地税就扩大为粟米和青苗地头钱两项。大历五年（770），全面提高地税数额，“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钱亩加一倍，而地头钱不在焉”[105]。其后，地税数额不断发生变化。改行两税法的时候，各府州遂按照大历十四年（779）本府州的地税总额逐亩均摊。
唐代前期，巴蜀的民户也要交纳户税和地税。《太平广记》卷64《杨正见》说，玄宗开元初年，眉州通义县人杨宠的女儿杨正见，“见父母拣税钱输官，有明净圆好者，窃二钱玩之，以此为隐藏官钱过”。这就是有关交纳户税的记载。陈子昂在述及剑南道的徭役之弊时，曾建议增加“九等税钱，以市骡马，差州县富户各为驼主主税钱者，以充脚价，各次第四番运辇”[106]。至于按垦田顷亩交纳的地税，由于唐令规定：“下下户及夷僚不取焉”[107]，因此，除了户等定为下下户的贫困户之外，巴蜀的夷僚之户也不交纳地税，所以巴蜀的义仓粟米相当有限。据《通典》卷12《食货·轻重》记载，玄宗天宝八年（749），剑南道仅有义仓1797228石，居全国十道中的第八位，仅比河西、陇右二道多。
自安史之乱爆发到施行两税法，巴蜀地区赋役的征课发生了急剧变化。安史之乱爆发后，天下兵起，屯戍相望，唐王朝需饷孔急，于是横征暴敛，百计搜刮。由于北方的社会经济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虎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108]，因此唐王朝的搜刮重点便移向受战争破坏不大的巴蜀和江淮地区，其中巴蜀的赋役特别繁重。杜甫曾说：“河南、河北，贡赋未入；江淮转输，异于曩时。惟独剑南自用兵以来，税敛则殷，部领不绝，琼林诸库，仰给最多”[109]。当时的巴蜀地区，除了继续交纳租庸调和户税、地税之外，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自天宝末年盗贼奔突，克服之后，府库一空，又所在屯师，用度不足。于是遣御史康云间出江淮，陶锐在蜀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一，谓之率贷。”[110]这是专门针对“豪商富户”的搜刮。至于对一般民户的横征暴敛，更是名目繁多，“故科敛之名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111]，“言利者穿凿万端，皆取之百姓。应差科者，自朝至暮，案牍千重。官吏相承，惧干罪谴。或责之于邻保，或威之以杖罚，督促不已”，“且田土疆界，盖亦有涯，赋税差科，乃无涯矣。为蜀人之计，不亦难哉”[112]。除此之外，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和南诏又乘唐朝内乱的机会，大举入侵剑南三川，迫使唐朝在缘边地区屯驻重兵，从而使巴蜀的赋役更加苛重。“自邛关黎雅，界于南蛮也；茂州而西，经羌中至平戎数城，界于吐蕃也。临边小郡，各举军戎，并取给于剑南。其运粮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尤不举。”[113]不仅原来力役已经相当繁重的益、彭、蜀、汉四州要“当他十州之重役”[114]，就是原来徭役较轻的山南西道巴南诸州，也开始大规模地征调力役。代宗在《给复巴蓬等州诏》中说：“如闻巴南诸州，自顷以来，西有蕃夷之寇，南有羌戎之聚，岁会戎事，城出革车。子弟困于征徭，父兄疲于馈饷。赋益烦重，人转流亡。荒田既多，频岁仍俭。户口凋耗，居民萧然。去桑梓之重迁，保山林以自活。念性命于俄顷，或逡巡于
攘。”[115]所以在安史之乱以后，不仅剑南诸州“逋逃益滋”[116]，就是山南西道也是“户口流散大半”[117]。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德宗改行两税法。
从安史之乱爆发到建中元年改行两税法的25年中，尽管整个巴蜀地区的赋役相当混乱，并且普遍加重，但是各地的具体情况却不尽相同。“蜀之土地膏腴，物产繁富，具以供王命也”[118]，因而成为唐朝的重点搜刮地区。同时这里又是重兵屯戍之处，供军徭赋极为繁重。加之当时的剑南节度使又多以贪暴著称，他们除了上贡、助军之外，还恣意聚敛，厚自奉养。如肃宗时期的剑南节度使严武，“在蜀颇放肆，用度无艺，或一言之悦，赏至百万，蜀虽号富饶，而峻掊亟敛，闾里为空”[119]。继严武之后担任剑南节度使的郭英乂则肆行不轨，无所忌惮，“又颇恣狂荡，聚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120]。而代宗时期的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恃地险人富，乃厚敛财货”，以至杨炎说：“蜀川天下奥壤，自（崔）宁擅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121]。因此剑南道的赋役特别苛重，杜甫就说：“三蜀天府也，征取万计”，“充备百役，不敢怨嗟”[122]。其中又以益、彭、蜀、汉四州的征敛最为繁重，高适就说：“今梓、遂、果、阆等八州，分为东川节度，岁月之计，西川不可得而参也。而嘉陵比为夷僚所陷，今虽小定，疮痍未平。又一年已来，耕织都废，而衣食之业，皆货易于成都，则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税赋者，成都、彭、蜀、汉州也，又以四州残敝，当他十州之重役，其于终久，不亦至艰”[123]。至于山南西道的巴南诸州，虽因蕃戎入侵而使赋役有所加重，但是这里“饶瘠
薄，货殖所入，力不多也”[124]，加之该地区华夷相杂，易动难安，“自安史之后，多为山贼剽掠，户口流散大半”[125]，以至“州壤萧然”[126]。面对这种状况，唐王朝只好减免赋役，以此招徕户口。代宗大历七年（772）诏：“其巴、蓬、渠、集、璧、充、通、开等州，宜放二年租庸。及诸色征科，亦宜蠲免。仍委本道观察及刺史、县令，切加招抚。”[127]此外，代宗又专门下了一道《许巴南贼自新制》，允许他们“相率来归，各安生业，并无所问，咸许自新”[128]。虽然逃户很少因此而重新附籍，但是这种招抚政策的施行，却使巴南诸州的赋役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因此巴南诸州的赋役要比剑南两川轻得多。巴蜀各地赋役的轻重不一，是后来改行两税法时各府州之间两税额形成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建中元年改行两税法的时候，由于是把原有的各种征课并入两税之中，所以“大历中非法赋敛、急备、供军、折估、宣索、进奉之类者，既并入两税矣”。加之定税之时，“不立科条”，只是“分遣使臣凡十余辈，专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见，道异法，低昂不类，缓急不伦”[129]，致使两税法在开始施行之时，各府州之间的税额就明显不同。剑南三川亦不例外，各道之间的两税额和征收情况都有很大差异。
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肃、代两朝，剑南西川的赋役最为苛重。德宗建中元年改行两税法时，又“唯以旧额为准”[130]，因此剑南西川是剑南三川中两税额最高的一道。此外，在初行两税的时候，也没有把该地区所有的杂税完全并入两税之中。例如每亩高达七八百文的青苗钱就是在两税之外，另行征收。直到文宗大和四年（830），因南诏入侵、西川残破，文宗才下诏：“令并省税名目，一切勒停。尽依诸处为两限。有青苗约立等第，颁给户帖。两税之外，余名一切勒停”[131]。自此以后，剑南西川的杂税才被全部并入两税之中。同时，剑南西川的两税额在德宗建中元年（780）确定之后，并未固定，而是不断提高。建中三年（782），全国普遍加税。剑南西川的两税也“每一千加税二百”[132]。德宗贞元八年（792）四月，“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从之”[133]。大约自宪宗以后，剑南西川的两税额才相对稳定下来。文宗大和四年（830），南诏入侵西川，诏令减免当道两税，于是剑南西川宣抚使崔戎上奏说：
准诏旨，制置剑南西川两税。旧纳见钱一半令今纳见钱，一半纳当土所在杂物，仍于时估之外，每贯加饶三百五文，依元估充送省及留州、留使支用者。今臣与郭钊商量，当道两税，并纳见钱，军中支用及将士官吏俸，依赐并以见钱给付。今若一半折纳，则将士请受，折损较多，今请两税钱数内，三分二分纳见钱，一分纳疋段及杂物，准诏每贯加饶五百文，计优饶百姓一十三万四千二百四十三贯文。[134]
根据当时“优饶百姓”的数额，可以推算出文宗时期剑南西川的两税总额为805458贯文[135]，大约占全国两税总额的七分之一强[136]。这个时期，剑南西川共有11个府州推行两税法，即成都府和彭、蜀、汉、邛、眉、嘉、资、简、黎、雅10州[137]。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进行统计，宪宗元和年间，上述11府州共有111287户，平均每户大约承担7.24贯。如果按此数均摊西川两税总额，则各府州的两税额如下表：(www.xing528.com)
表10-4 唐代剑南西川各府州两税额
当然，剑南西川各府州两税的摊配情况差异极大，两税户也不是均摊两税总额，而是按户等和田土纳税，所以上表只是极其粗略地反映各府州两税的大概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地处成都平原的成都府、彭州、蜀州和汉州，大约占西川两税总额的65%，其中仅成都府就占40%。由此可知，剑南西川的两税主要取自成都平原各府州。
关于剑南东川各州的两税额，可以从宪宗元和二年（807）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于两税外加配百姓草的数额中推算出来。据元稹《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说，严砺在“元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举牒称：‘管内邮驿要草，于诸州秋税钱上，每贯加配一束。’至三年秋税，又准前加配。”共计加配草414867束。其中：梓州共加征75953束，元和二年为31793束，元和三年为44160束；遂州共加征49985束，元和二年为24503束，元和三年为25482束；绵州共加征88688束，元和二年为38093束，元和三年为50595束；剑州共加征21817束，元和二年为9039束，元和三年为12778束；普州共加征15450束，元和二年加征6000束，元和三年加征9450束；合州共加征9067束，元和二年加配草3462束，元和三年加征草5605束；荣州共加征15030束，元和二年为9403束，元和三年为5627束；渝州共加征6341束，元和二年为2614束，元和三年为3727束；泸州共加征7704束，元和二年为3853束，元和三年为3851束；资州共加征32023束，元和二年为15798束，元和三年为16225束；简州共加征47222束，元和二年为24104束，元和三年为23118束；陵州共加征48467束，元和二年为24606束，元和三年为23861束；龙州共加征1702束，元和二年为891束，元和三年为811束[138]。由于严砺是按各州的秋税钱数额，每贯加配草一束，因此上述各州每年加配的草数，就是当州的秋税钱数额。至于夏税钱，从宋代的情况来看，梓州路的二税中，夏税约占29%[139]。估计唐代剑南东川的夏税在两税中所占比例，大体上与此相同。若以唐代剑南东川各州夏税占30%计算，则剑南东川各州两税额大致如下表：
表10-5 唐代剑南东川各州两税额
根据上表统计，宪宗元和二年（807）剑南东川13州的两税总额为277307贯，元和三年（803）为321844贯。自元和四年（804）重新把资、简二州划归剑南西川管辖后，剑南东川11州的两税总额大约在27万贯，仅相当于剑南西川的1／3[140]。
山南西道在推行两税法时，税额定得非常低，“虽节察十五郡，赋额不敌中原三数县”[141]，大约相当于中原地区一个州的两税额，估计不会超过10万贯。据元稹《弹奏山南西道两税外草状》说，兴元府、洋州、利州“自建中元年已后，每年随税据贯配率”供驿禾草，其中兴元府每年二万围，“洋州一万五千围，利州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七围”[142]。虽然元稹没有提到“据贯配率”的比例，但是德宗时期的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在转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以后，曾在剑南东川的秋税钱上，每贯加配草l束，以供“管内邮驿要草”[143]。这很可能就是沿用山南西道据贯率配供驿禾草的办法。如果是这样，那么山南道在两税钱上加配驿草的办法就应该是每贯率配1围。以此计算，兴元府的两税额为20000贯，洋州为15000贯，利州为11477贯，共计46477贯。如果按山南西道两税总额为10万贯估计，则上述3府州大约占46%，其余12州平均每州的两税额不超过4460贯，因此兴元府的两税额就显得特别高。这就导致对部分州县税额的调整。文宗“大和二年二月，兴元尹王涯奏：‘兴元府南郑两税钱额素高，每年征科，例多悬欠。今请于管内四州均摊，代纳二千五百贯文。配蓬州七百五十贯、集州七百五十贯、通州五百贯、巴州五百贯。’敕旨：宜付有司”[144]。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果、阆二州的经济较为发达，两税户也比较多，但不在“均摊”之列，这说明果、阆二州原有的两税额较高，估计与利州、洋州差不多。在摊配的四州中，通、巴二州均为500贯，但是通州原有的两税额较高，因此表示不能接受，“伏缘本府租税最重，开州独称殷羡，请割巴、渠州见管三县内摊配。从之”[145]。由此可知，开州、巴州、渠州的原有税额均低于通州，其中以巴州的税额最低，所以不仅要承担摊配的500贯，还要和渠州分摊配给通州的500贯。蓬、集二州素以山水险恶著称，经济落后，两税额甚低，每州即使在摊配750贯以后，估计仍然属于巴南诸州中两税额最低的地区。由此可以认为，在山南西道的巴南诸州中，利、阆、果三州的两税额最高，通、开二州次之，巴、渠二州又次之，蓬、集二州的两税额最低。璧州大约也属于两税额最低的地区之一。
德宗推行两税法的时候，地处长江沿线的涪、忠、万、夔等州属于山南东道。宪宗元和三年（808），“以涪州疆理与黔州接近”[146]，把涪州划归黔中道，“其涪州缘属荆南，有供荆南节度钱二千四百贯，令随本州割还黔府，兼于涪州送省钱三千八万（当为“百”之误）贯文内，更取一千五百贯，添赐黔府见在将士军资”[147]。唐代各州两税的支出分为三部分，“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148]。涪州上供3800贯，送使2400贯，留州数额虽不详，但应当低于送使钱。以此估计，涪州的两税额大约在8500贯。这在峡内诸州和黔中道都是相当高的，所以相邻各道都希望管辖该州，致使涪州的归属反复变化。宪宗元和三年改隶黔中道之后，宣宗时，“又隶荆南道”[149]，不久再次划归黔中道。唐末，又把武泰军节度使的理所从黔州迁至涪州。这些情况表明，涪州应当是峡内诸州和黔中道两税额最高的州之一，夔、万、忠等州的两税额大约不会超过涪州。
德宗建中元年改行两税法的时候曾经规定：其租庸杂徭悉省，“比来征科色目，一切停罢”[150]，“今后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151]。但是在两税法施行之后，巴蜀地区的各种杂税和差科徭役从来就没有禁断。如前所述，初定两税法的时候，剑南西川的青苗钱就没有并入两税之中，而是在两税之外另行征收。山南西道则“自建中元年已后，每年随税据贯配率供驿禾草46477围，每围重20斤”[152]，共计加配禾草929540斤。此外，德宗时期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赋敛，丰贡献以结主恩”[153]，“卒致蜀土虚竭”[154]。《新唐书》卷52《食货志》也说，德宗“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德宗因避朱泚、李怀光之乱而逃到梁州的时候，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亦“鸠聚财赋，以给行在”[155]。继任的严砺更是“在位贪残，士民不堪其苦”[156]。宪宗元和元年（806），严砺转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又“违诏过赋数百万”[157]。敬宗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异献之，踵相蹑于道，百工造作无程，敛取苛重，至削军食以助裒蓄”[158]。僖宗时的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则“税外恣行掊敛，支郡无处完全”[159]。除了这些无名暴赋之外，力役的征发，同样十分严重。为了向大渡河沿线的驻军转输粮饷，“岁杪运内粟赡黎、巂州，起嘉、眉，道阳山江，而达大度，乃分饷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辇夫多死”[160]。穆宗长庆四年（824），“龙州刺史尉迟锐上言：‘牛心山素称神异，有掘断处，请加补塞。’从之，役数万人于绝险之地，东川为之疲敝”[161]。自文宗以后，南诏多次入侵剑南，“西蜀缠兵，疮痍生县道之间，荆棘繁师徒之役”[162]，供军力役极为苛重，“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发，妇耕以饷军”[163]。僖宗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又“役徒九百六十万工”[164]筑成都罗城。
总之，在两税法施行之后，巴蜀地区依然存在着各种无名暴赋和差科徭役。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唐末。昭宗“天复中，两川赋重，人多嚅嗫不敢发”[165]。所以前蜀王建在称帝的时候说：“其有徭役不均，刑法不中，乡县凋敝，税赋逋悬，必当命使臣，大明黜陟”[166]。可知两税之外的横征暴敛和差科徭役，始终是唐代后期巴蜀民众的两项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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