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巴蜀地区的租调和租庸调变迁

曹魏灭蜀汉之后，在巴蜀地区推行租调之制。租是指田租，按亩征收，每亩4升；调是指户调，按户交纳，每户出绢2斤。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吴之后，又制定户调之式，仍然分为田租、户调两项。田租按丁征课，丁男交纳50亩的田租，共计4斛，比曹魏时期增加l倍；次丁男交纳25亩的田租；丁女交纳20亩的田租；“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户调仍然按户征课，“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24]。

成·汉政权沿袭西晋的户调制：“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25]租的征课，略低于西晋。而户调的征课，则比晋朝低得多。

东晋时期，除了按丁征收的田租之外，成帝咸和五年（330），又新增按亩征收的附加税，每亩税米3升。哀帝即位之后，减为每亩税米2升。孝武帝太元二年（377），把按丁征收的田租与按亩征收的附加税合并，改为按人口征收，王公以下，口税3斛。太元八年（383），“又增税米，口五石”^[26]。刘宋、萧齐时期的田租，仍然是按口税米。萧梁又改为按丁输租，丁男交纳租米5石、禄米2石，丁女减半交纳。此外，又恢复按亩征收的田租，“其田，亩税米二斗”^[27]。东晋、刘宋、萧齐的户调，基本上是沿袭西晋旧制，只是户调绢、绵改为户调麻布。刘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制天下民户，岁输布4匹”^[28]。据《初学记》卷27引《晋令》：“疏布一匹，当绢一匹。”由此可知，岁输布4匹，相当于户调绢4匹。西晋户调为绢3匹、麻3斤，现在取消3斤麻，增加1匹布，基本上与西晋的户调额相当。萧梁时期，改户调为丁调：“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29]

在东晋、刘宋、萧齐、萧梁统治时期，巴蜀地区的租赋，基本上也经历了从田租、户调到丁租、丁调的变化。除了租调之外，东晋南朝还在巴蜀地区征收各种杂税。由于各级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因而多次激起蜀人的反抗。梁武帝大中通五年（533）的齐苟儿之乱，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反抗。究其原因，并非蜀人“乐祸贪乱”，而是“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30]。蜀人如此困苦，足见其租调之重，远远超过法令规定的数额。至于夷僚等少数民族，因其与封建王朝的关系不尽相同，租赋的交纳亦有较大差别。其中“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31]，也就是与汉族编户一样，交纳租、调。在夷僚等少数民族集中的郡县，则沿用西晋户调式的规定，不课田，而是按户交纳义米。梁武帝天监十年（511），巴西太守张齐“上夷僚义租，得米二十万斛”^[32]。梁武帝普通年间，益州刺史萧渊还赐给普慈郡僚人金镂券书，其文曰：“今为汝置普慈郡，可率属子弟奉官租，以时输送”^[33]。所谓官租，亦即义租，也就是西晋户调制中的义米。对于尚未成为编户的少数民族，“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34]。刘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垣闳为益州刺史，贪污狼藉，“凡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谓之赕，时人谓闳为被赕刺史”^[35]。萧齐时期，陈显达为益州刺史，“大度村僚前后刺史不能制，显达遣使责其租赕”^[36]。租是指义租，赕是指赕物。由此看来，某些交纳赕物的夷僚，同时还要交纳义租。梁武帝时期，加强了对夷僚等少数民族租赕的征收，“梁、益二州，岁岁伐僚，责其租赕，公私颇藉为利”^[37]。

北周的赋税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隋朝的赋税，沿袭北齐之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麻土以布绢。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38]唐代前期，“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39]。大体上由租调和力役两部分组成。具体的征课办法是：“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40]由于唐朝有输庸代役的规定，并且在玄宗时期普遍征收庸绢或庸布，所以通常又把唐代前期的赋税制度，简单地归纳为“租庸调之法”^[41]。至于杂徭，又称夫役、轻徭，是地方州县征发的徭役。唐朝的《充夫式》规定：“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役，七十日并免租，百日已上课役俱免。中男充夫，满四十日已上，免户内地租；无地税，折户内一丁；无丁，听旁折近亲户内丁。”^[42]除了上述以人丁为主的租、调、役（庸）和杂徭之外，唐代前期的赋役还包括按户等征收的户税，按垦田顷亩征收的地税（义仓），以及名目繁多的诸色番役。关于这部分赋役的征课，将在两税法的施行中述及。

在北周、隋朝和唐朝前期，巴蜀地区的赋役，同样经历了从租调到租庸调的变化。由于北周和隋朝在巴蜀地区的统治时间较短，加之具体的课税情况也不是很清楚，以下重点分析唐代前期巴蜀地区赋役的执行情况。

唐令规定：“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43]。巴蜀地区的汉族课户是按照这个标准交纳租庸调，不过各州县的具体情况也不尽同。课丁交纳的租，按粟计算，无粟之乡，准当地所出，折纳稻、麦，其中稻谷1斗5升当粟1斗。由于成都平原及其毗邻地区为稻谷产地，所以这里的丁租均折纳稻谷，每丁实际交纳3石稻谷，而丘陵山区每丁只须交纳2石粟米。户调的征收，北周和隋朝分为桑土之乡和麻土之乡，桑乡征绢、绵，麻乡课以布、麻。唐朝分为产丝州县和出布州县，分别征收绢、绵和布、麻。剑南道的嘉州、泸州、茂州和翼州被定为出布之州，梓州和普州为绢、布杂出之地，其余各州均属产丝之州。山南西道在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的诸州，除了合州为产丝之州，利州为绢、布杂出之地，其余诸州均为出布之州。也就是说，剑南道的绝大多数州县交纳绢、绵，山南西道的大部分地区则课以布、麻。玄宗时期，凡属产丝州县，每丁交纳庸调绢2匹、绵3两；凡属出布州县，每丁课以庸调布两端1丈5尺^[44]。然而益州却是一个例外。由于益州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丝织品生产中心，所以租调不是交纳稻谷和绢绵，而是“以罗、䌷、绫、绢供春䌽”^[45]。太宗时期，又在“京师及益州诸州，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公主服饰”^[46]。唐令规定：“凡金银宝货绫罗之属，皆折庸调以造”^[47]。由此可知，益州的租庸调都是用来折造各种专供皇室使用的丝织品和器物。玄宗天宝年间，益州每年折造的“春䌽”就多达10万匹^[48]。

巴蜀地区的夷僚等少数民族，其租庸调的交纳与汉族课丁完全不同。唐令规定：“夷僚之户，皆从半输，轻税。”^[49]半输之户，主要是指在唐代以前就已经交纳赋税的熟僚、编僚。按照规定，他们的租调只相当于汉族课丁的一半。由于“诸僚皆半役”^[50]，所以他们交纳的庸绢或庸布，亦只有汉族课丁的一半。虽然熟僚皆半课，但由于其社会经济相当落后，所以在具体征课时，又多有变通之处。租粟的征收，基本上是“皆随土毛，准当乡时价”^[51]，进行杂折。庸调则交纳麻布，同时也可以用小布、斑布、葛布折纳。轻税之户，主要是指那些尚未完全进入农耕的“雁户”和入唐以后才被纳入封建统治之下的“生僚”。对于这些夷僚之户，唐朝并没有制定征收租庸调的办法，大体上是按照“轻税”的原则，由所在州县具体确定课役，所以《通典》卷6《食货·赋税》说：“诸边远州有夷僚杂类之所应输课役者，随事斟量，不须同之华夏。”(www.xing528.com)

在巴蜀西部，当地的部落主要从事畜牧业，封建王朝对他们的课赋，既不同于汉族，也不同于夷僚等从事农耕的少数民族。唐令规定：“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四等以上为上户，七等以上为次户，八等以下为下户。上等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以上者，上户丁输羊两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无羊之处，准白羊估，折纳轻货。”^[52]巴蜀缘边少数民族地区，素以出产各种珍奇之物著称，所以基本上是采用折纳轻货的办法，交纳黄金及各种珍宝。直到唐代后期、部分州县仍然是“王租只贡金”^[53]。至于缘边各羁縻州的少数民族部落，唐王朝并不向他们征收赋税，只是保持“贡纳”和“赏赐”的关系。羁縻部落向唐朝进贡方物，唐王朝则从内地调运米、盐、布帛“赏赐”给他们，实际上带有一种互市的性质。

唐代前期，虽然有输庸代役的规定，而且官府也确实在普遍征收庸绢、庸布，但是力役的征发从来就没有停止。早在高祖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调法”^[54]的时候，太府少卿李袭誉就在巴蜀征调力役，“运剑南之米以实京师”^[55]。武德七年（624），又“开骆谷道以通梁州”^[56]。不过唐高祖有鉴于亡隋徭役苛暴，从而引发农民大规模反叛的教训，也尽量减少力役的征发，“每给优复，蠲减徭赋，不许差科。辄有劳役，义行简静，使务农桑”^[57]。对于巴蜀地区也是这样。“武德三年，科租至岷州，程期甚促，蜀人初不闻，谓在天外。人有僦购，科索万钱，转重惊急，谓往鬼国。被去者皆为死计，散费资粮，为不行之计。（惠）岸于新繁市大笑曰：‘但去，必见欢喜。’捉负租拗折数枚。众人去至鹿头，道逢敕停。”^[58]虽然这次力役的征调引起了蜀中的骚动，但是最终还是“道逢敕停”，免于征行。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唐王朝在巴蜀征调力役还是有所节制的。至于“道路迎送，廨宇营筑”等杂徭，高祖更是严禁州县官员“率意征求，擅相呼召”。并且规定：“非有别敕，不得差科。不如诏者，重加推罚”^[59]。当时镇守益州的皇甫无逸也能“宣扬朝化，法令严肃，蜀中甚赖之”^[60]。可以认为，高祖时期，巴蜀地区虽有力役的征发，但是尚未成为百姓的一项沉重负担。

巴蜀徭役的加重是在太宗晚年。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准备次年再次东征高丽，于是派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到剑南伐木造舟舰。强伟等人“发民造船，役及山僚，雅、邛、眉三州僚反”^[61]，而“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上闻之，遣司农少卿长孙知人驰驿往视之。知人奏称：‘蜀人脆弱，不耐劳剧，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船庸，二事并集，民不能堪，宜加存养。’上乃敕潭州船庸皆从官给”^[62]。然而蜀人还是要服劳役，刊山伐木，以供造船之用。太宗之所以要在剑南造船，理由只有一个：“隋末，剑南独无寇盗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舰。”^[63]这种“必欲敝之”^[64]的政策，自然导致“民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的严重后果。

自高宗以后，巴蜀民众最沉重的力役负担是转输军粮。由于巴蜀地处西南边陲，“西抗吐蕃，南抚蛮僚”^[65]，历来驻有边防军，粮饷运输，十分繁重。高宗时期，每年要从成都平原各州征调50万丁为屯驻扶州的同昌军运粮^[66]。武周时期，又要役使16万民夫为屯驻松、潘等州的通轨军“千里运粮”^[67]。仅此两项运役，就要征发66万人。而当时剑南道所设置的军镇，远不止通轨、同昌两军。据《新唐书》卷50《兵志》记载，自武德至天宝以前，剑南道先后设有10军、15守捉、32城、38镇。以此推测，剑南道每年征调的运粮丁夫，不会少于100万。可是当时整个剑南道尚不足100万户，除去不课户及缘边诸州的少数民族，实际承担运役的民户，平均每户至少要被征调2人。其结果自然是“剑南百姓，不堪此役”^[68]。再加上当时剑南道的吏治普遍败坏，“刺史贪沓而苛，县令威施而忍”^[69]，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例如武周时期的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崇真，“传檄称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国家盛军以待之，转饷以备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余州骚然大敝，竟不见吐蕃之面，而崇真赃钱已巨万矣。蜀人残破，几不堪命”^[70]，以至“百姓老弱，未得其所，比年以来，多以逃亡”^[71]，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蜀乡财产，古称天府。疲敝始西军之役，屡空拯冒贿之夫，满路吁嗟，弃亲亡散，维贷是视，爱养谁能”^[72]。到了玄宗时期，巴蜀地区苛重的力役仍然无所减免。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在给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敬宗的敕文中就说：“顷者西南阻化，徭役殷繁，山川既接于夷戎，县道有劳于转输。”^[73]当时，巴蜀之民不仅要把军粮运送到地处川西高原的西山诸州，同时还要“逾重阻，冒毒瘴”^[74]，岁转军储于云南。据《旧唐书》卷38《地理志》记载，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剑南节度使“管兵三万九百人，马二千匹，衣赐八十万疋段，军粮七十万石”。据陈子昂说，向松、潘等州运送7万石军粮，需要征发16万丁夫^[75]。以此估计，玄宗时期转输70万石军粮所征调的民夫，亦不下百万之众。除此之外，玄宗朝又多次用兵西南地区，致使巴蜀的供军力役更加苛重，所以张九龄说“兵连蛮徼，岁转军储，扰我公私，费以巨亿”^[76]。特别是天宝末年对南诏的战争，不仅丧师近20万，同时也使“三蜀疲罄”^[77]。

虽然向边军运送粮饷是巴蜀民众的一项沉重负担，但是各地的力役征调却并不尽同。从征发的地区来看，主要在剑南诸州，特别是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益、彭、蜀、汉四州，运役最为苛重，这也是造成蜀地百姓大量脱籍逃亡的重要原因。从征发的对象来看，汉族的正丁、中男，甚至还有部分老男都在服役之列，故陈子昂说：“使百姓老弱，未得其所”^[78]。但是对半役的僚户，运役的征发却并不十分严重。至于羌、蛮等少数民族，基本上没有承担这项力役，其中“松、茂等州诸羌首领”还是运送到边军的“财帛粮饷”^[79]的受益者。

唐代前期，除了供军力役之外，巴蜀地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徭役。高宗麟德元年（664）以后，每年要从蜀州“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镇守。路越山险，死者甚众”^[80]。武周延载元年（694），司马成琛又“奏请于泸南置镇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骚扰，至今不绝”^[81]。玄宗先天、开元之际，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陆象先“奏嘉、邛路远，请凿岷山之南以从捷近。发卒从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瘗病，行旅无利”^[82]。其他如营建官廨、州县学校，修筑道路，兴建水利工程，维修灌溉设施等等，都是巴蜀民众必须承担的徭役。

概言之，唐代前期巴蜀民众最沉重的负担是各种力役，而不是租庸调的征课，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成都平原，这种情况尤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