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卷三:人口数量和分布

人口具有生产和消费的两重性。从消费的角度来看，人口的数量必须和一定生产力水平所能提供的物质资料相适应；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进行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口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它只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曹魏元帝景元四年（263），蜀汉亡国，蜀后主刘禅投降，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共有28万户，男女94万口，另有将士10.2万人、吏4万人。总计在籍28万户、108.2万口。为了防止巴蜀地区发生动乱，曹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将原蜀汉大臣宗预等3万余家内迁到河东及关中^[1]，又“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廩二年，复除二十岁”^[2]。其结果，使得巴蜀地区的人口再次减少。据《晋书·地理志》记载，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梁州八郡有8.26万户，益州八郡有14.93万户，共计23.19万户。（见表10-1）

表10-1　西晋梁、益二州户数表　单位：户

西晋末年，巴蜀地区的人口发生大规模变动。惠帝元康八年（289），大约有2万多户、10余万口^[3]来自秦、雍二州的六郡流民，入蜀就食。当六郡流民起兵反晋，并取得军事胜利的时候，以三蜀之地为主的梁、益二州之民便大规模逃亡，其中逃到荆湘地区的就有10万余户^[4]，加上逃亡到宁州的蜀人，估计未逃亡的蜀人，大约只有1万户。三巴之地的居民，在大成李雄的攻击下，一部分逃到荆湘地区，其中有3000余家在建兴元年由襄阳入汉中，为晋梁州刺史张光所击，遂由汉中入蜀，降于李雄；一部分在怀帝永嘉五年（311）为氐人隗文所驱掠，降于李雄；一部分逃到涪陵郡，愍帝建兴元年（313），为李雄之将李恭、费黑所破获（见第一章）。由此看来，巴、巴西、巴东、涪陵四郡的人口，大部分为大成政权所有。据《晋书》卷14《地理志》记载，这四郡共有2.6万户。此外，怀帝永嘉元年（307），秦州流民邓定率2000余家由汉中入蜀；永嘉五年（311），李雄派兵攻占江阳郡，得其民约3000户。而汶山、汉嘉、越巂的8万多户少数民族，基本上没有移徙。根据以上所述，大成时期，巴蜀的户数，大约为14万户。汉国李寿时，引僚人10余万家入蜀^[5]。至此，巴蜀的户数应当超过25万，略多于西晋武帝太康年间的梁、益二州户数。

东晋灭成、汉之后，巴蜀地区的人口迁徙，仍然十分频繁。其中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前秦益州刺史王广逃奔陇右时，有3万蜀人随之而去。估计前后离开巴蜀地区的民户，总数为1万户左右。进入巴蜀的流民，以关中、陇右为多，东晋先后侨置南秦州和怀宁、始康、晋熙等郡以处之。估计迁入巴蜀地区的侨民，应当多于离开巴蜀地区之人。由此看来，东晋灭成汉之后，虽然人口迁徙频繁，但巴蜀地区的总户数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那么人口还应当有所增加。

刘宋时期，巴蜀地区的户口，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孝武帝大明元年（464），益州、梁州和侨寄梁州的秦州，以及荆州的巴东、建平二郡，共有96236户，如果加上户口阙载的魏兴等郡户数，实际上应该有10万余户。然而这个户数，只是登记在户籍上的数字。巴蜀的实际户口，远远超过此数。刘宋明帝泰始元年（465），蜀人起兵攻打益州刺史萧惠开，有众20万^[6]。若以每户平均有一人参战，则蜀中至少有20万户。如果加上未参加叛乱的蜀人，以及基本上还没有成为编户的僚人等少数民族，巴蜀地区的实际户数，绝不会少于35万户。在籍户口与实际人口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主要原因是当时巴蜀地区赋役繁重，人口的隐匿、逃亡严重。

表10-2　刘宋时期梁、益二州在籍户口表

萧齐统治，“年代短促，其户口未详”。萧梁则因侯景之乱，“坟籍亦同灰烬，户口不能详究”^[7]。不过从一些零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巴蜀的户口是呈增长趋势。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北魏邢峦表奏宣武帝，请求伐蜀。据他估计，益州有10万余户，梓潼郡有民户数万^[8]。萧梁时期的益州，大体上相当于刘宋时期的蜀郡和广汉郡。在刘宋大明八年（464），益州蜀郡和广汉郡共有16488户，梓潼郡有3034户。40年间，在籍的户数大约增加6倍以上。至于僚人的户口，更是有着惊人的增长。萧梁时期，仅巴州的编僚就有20万户^[9]。

西魏、北周和隋朝，不断在僚人聚居的地区开置郡县，将僚人纳入封建统治之下，于是巴蜀的在籍户口，急剧增加。据《隋书》卷29《地理志》记载，隋炀帝大业五年（609），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境内的户数为50.4478万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5.7%。其中蜀郡约为10.6万户，金山郡约有3.7万户，这和100年前邢峦所估计的益州、梓潼郡的户数，相差无几。

表10-3　隋代巴蜀地区在籍户数　单位：户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暴政和大规模的内战，全国户口急剧减少。但是隋炀帝的暴政基本上没有祸及巴蜀，“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10]。而隋末的战乱也没有波及这里。同时，还有大批民户入蜀避乱。因此唐初的巴蜀户数，较之隋代，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全国共有304.1万户，其中巴蜀地区为69万余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23%。但是到了玄宗天宝元年（742），全国共有897.4万户，其中巴蜀地区有117万户，虽然比贞观年间增加47.6万户，然而在全国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却降至13%左右。巴蜀在籍户数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巴蜀人口增长缓慢，而是与巴蜀人口长期大量逃亡有关。自唐初以来，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的剑南地区，一直是唐朝重点搜括对象，而蜀中的官员又素以贪暴著称，“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11]。巴蜀的逃户问题，早在唐太宗晚年就已经初见端倪。武周时期，则成为全国户口逃亡最严重的地区。玄宗开元初年，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依然是“蜀雕攰，人流亡”^[12]。这种情况反映在户籍上，自然就是户数增长缓慢。此外，玄宗时期，全国造籍制度普遍松弛，户籍伪滥，巴蜀地区的在籍户口和实际户口有着较大的差距。如果以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太宗贞观十三年户籍为基础，按照全国户数的平均增长速度推算，玄宗天宝元年（742），巴蜀地区大约有200万户^[13]。

根据对唐代户籍记载的统计，巴蜀地区每户的平均人口数，前后变化甚大。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全国每户的平均口数为4.31人，剑南道则为4.90人，居全国首位；山南道为4.36人，同样高于全国每户的平均口数^[14]。但是到了玄宗天宝元年（742），全国每户的平均口数增加到5.75人，而剑南道却降至4.39人，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数。山南西道更是减少到3.57人，为全国十五道中每户平均口数最低的地区^[15]。如果从这两个时期巴蜀各州户数与口数之间的变动情况来看，这种非正常的变化就更加明显。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列表如下：

表10-4　唐贞观十三年、天宝元年巴蜀地区户口和每户平均口数表(www.xing528.com)

续表

续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巴蜀各州的户、口变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户数过高、口数过低，因而每户的平均口数下降。属于这类情况的有益、嘉、眉、邛、资、茂、松、梓、遂、绵、剑、合、龙、渝、陵、荣、利、璧、巴、蓬、通、开、阆、果、夔、万等26州，总户数占天宝元年巴蜀总户数的90%，口数约占87%。可以认为，这是导致巴蜀每户平均口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属于这类情况的州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户、口都增加的州中，户数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口数的增长幅度，也就是说，户数增加较快，口数增长缓慢，因而每户的平均口数减少。另一种类型是在口数减少的州中，户数减少的幅度低于口数减少的幅度，也就是说，口数减少较快，户数减少较慢，甚至口数减少，户数反而上升，其结果同样是造成每户的平均口数下降。在户籍中出现这种户、口比例非正常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与户籍的伪滥有关。如前所述，自武周以后，巴蜀的在籍户口大量逃亡。但是政府的《考课令》却规定，户数的增减是考核州县长官政绩的主要依据，户数每增加一成，可以进考一等，反之，每减一成就要降考一等。因此州县长官往往隐瞒逃户问题，“耻言减耗，籍帐之间，虚存户口”^[16]，甚至析户以张虚数，致使户数不断上升，或者所减不多。另一方面，民户为了逃避繁重的课役，除了逃走脱籍之外，往往又隐漏丁口。而在豪族势力强大的地方，“细弱下户为豪力所兼”^[17]，成为土豪大族的“私属”。这就导致在籍人口不断减少，或者所增不多。加之玄宗时期，全国造籍制度又普遍松弛，“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理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浸溢，提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旧书，盖得非当时之实”^[18]。各种伪滥的情况汇集在一起，使得巴蜀地区出现口数下降而户数却大幅度上升的不正常现象，以致出现每户平均口数不足2人的州。

巴蜀户、口比例变动的另一种情况是口数的增长超过户数的增加，或者是户数的减少小于口数的减少，甚至户数虽减，口数却有所增加，因而每户的平均口数有所提高。属于这类情况的有简、普、扶、翼、雅、巂、戎、泸、南、忠、黔、集、渠等13州。它们不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就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其户、口的变动主要和少数民族部落的归附、脱离，以及逃户的附籍有关。由于这些地区的户、口只占巴蜀总户、口的10%左右，所以不是巴蜀户、口变动的主要趋势。

由于户籍的伪滥，玄宗天宝元年巴蜀的在籍户口和当时巴蜀的实际户口有着较大的差距。如果以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太宗贞观十三年户籍为基础，按照全国户数的平均增长速度推算，玄宗天宝元年的巴蜀户数大约为200万户。而这个时期全国平均每户的口数为5.75人，也就是宋人李心传所说的“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19]。以此推算，玄宗天宝年间，巴蜀的实际人口应当在1000万左右。

安史之乱爆发后，巴蜀的民户大量逃亡，户籍上的户数急剧减少。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宪宗元和初年，剑南东、西两川，只有15.986万户，仅为玄宗天宝元年的五分之一。与此同时，造籍制度本身也陷入瘫痪状态。宪宗元和十五年（820）造籍，天下进户籍，而剑南东、西两川却没有按照规定造籍，所以“不申户籍”^[20]。因此，唐代后期的巴蜀户籍，完全不能反映当时巴蜀户口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唐代后期的巴蜀户口，远远超过当时户籍上所记载的户数。唐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说，宣宗大中年间，剑南西川“领州十四，县七十一，户百万”^[21]。不仅超过了宪宗初年整个巴蜀的在籍户数，甚至超过了玄宗天宝元年剑南道的总户数。此外，剑南东川和山南西道的户口，也不低于盛唐时期的水平。僖宗中和四年（884），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集本道将士、8州坛丁共15万人讨伐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东川节度使的军队，主要是从所属各州县招募而来的职业军人，而坛丁则是民兵。因此，杨师立的15万大军，基本上是由东川人组成。如果平均每户出一人当兵，则东川有15万户。但事实上达不到这样高的比例。若以二户出一兵计算，则剑南东川至少有30万户。但是杨师立仅仅调动8州坛丁参战，而当时东川管辖12州。因此，唐末剑南东川的实际户数还要高一些，估计不会少于35万户。也就是说，略高于玄宗天宝元年的户数。在唐代前期，山南西道的巴南诸州，户数增长十分迅速，其中巴、集、璧、通、开等州的户数都是成倍增加，是巴蜀户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唐代后期，这里的政局一直比较稳定，经济也有所发展，估计户数不会低于玄宗天宝元年的20万户。玄宗天宝元年（742），峡内诸州和黔中道在今四川和重庆境内的各州户数，总计为4.5万户左右。从北宋初年的记载来看，唐末五代，这里的人身依附关系特别强。“自来多兼并之家，至有数百客户者”^[22]。有的富室甚至役属至数千户。客户的数量十分惊人。以此估计，唐末该地区的户数，一定不会少于4.5万户。由此看来，唐末巴蜀的户数，至少在160万以上。如果再考虑到唐末大批民众相继入蜀避乱，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又先后脱离了唐朝的控制，则巴蜀的实际户数，不会低于玄宗天宝年间的200万户，人口至少仍然保持在1000万人左右的水平上。

人口的分布是人口演变过程中的区域集聚情况。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唐代巴蜀地区人口的分布极不平衡。兹据《旧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将太宗贞观十三年、玄宗开元年间、玄宗天宝元年巴蜀诸州的户数列表如下（见表10-3），其中《元和郡县图志》的缺佚部分，以《太平寰宇记》的记载补入。

表10-3　唐代巴蜀地区在籍户数表

①据《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剑南道》记载，武周垂拱二年，分益州为益、彭、蜀、汉四州，表中贞观、开元、天宝的户数为四州之和。
②天宝户数包括黎州1731户。

根据表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唐代巴蜀地区的户口分布很不平衡。从行政区划上看，各州之间的户数差别极大。太宗时期，益州的户数高达117889户，仅次于京兆府，居全国第二位，而松州却只有612户，二者相差192.6倍；玄宗天宝年间，益州有342454户，仅次于长安和洛阳，居全国第三位，而南州则只有443户，二者相差竟达371.7倍。从地貌形态上看，各地户数之间的差异同样十分明显。一般来说，位于平原地区的各州户数，通常都要高于丘陵地区，而丘陵地区的各州户数，又要多于山区、高原。例如，地处成都平原的益州，户数始终居巴蜀各州的首位；位于安宁河谷平原的巂州，则是四川盆地以外户数最高的州。此外，最高户数在2万至5万之间的州，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中部和南部的丘陵地区，而地处四川盆地周缘山区的各州最高户数，除了通州和巴州以外，均在2万户以下。位于川西高原、山地的各州最高户数，除了巂州之外，均不满万户，其中有户数记载的羁縻州，除了个别的州以外，一般都没有超过3000户，不少州甚至只有数百户^[23]。从户数的变动来看，各地的情况仍然大不相同。自太宗贞观十三年到玄宗天宝元年，巴蜀户数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位于成都平原的益州及其毗邻的邛、眉、陵、资、简等州，二是位于涪江中下游的绵、梓、遂、合等州，三是地处渠江上游的巴、蓬、集、璧四州及其毗邻的通、开二州和果州。除了上述三个地区之外，其它各州的户数增加不大，而长江沿线的戎、泸、渝、忠、万等州的户数则普遍下降。此外，长江以南的黔、南、溱等州和位于川西高原上的茂、翼等州，户数也都是负增长。

尽管唐代巴蜀各州的户数差别极大，但是从整体上看，户口的分布还是有规律的，基本上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逐渐向外递减。太宗时期，地处成都平原的益州（Ⅰ地区）有16县，117889户，平均每县约为7368户，居巴蜀地区首位。与益州相毗邻的绵、梓、简、陵、眉、邛等6州（Ⅱ地区）有34县，172974户，平均每县约为5088户，仅次于益州各县。再外一圈的剑、阆、果、遂、普、资、荣、嘉、雅等9州（Ⅲ地区）有53县，205046户，平均每县约3869户，又次于上述两个地区。位于四川盆地南缘长江沿线的戎、泸、渝、涪、忠、万、夔等7州（Ⅴ地区）有28县，85041户，平均每县约有3037户，居第四位。地处嘉陵江以东的利、集、壁、巴、蓬、通、开、渠、合等9州（Ⅳ地区）有42县，67127户，平均每县约1598户，居第五位。位于巴蜀西部地区的扶、松、茂、龙、翼、维、巂等7州（Ⅵ地区）有36县，33741户，平均每县约937户，居第六位。

玄宗天宝元年（742），巴蜀户数的这种分布情况略有变动。益州地区因户口增加，析为益、彭、蜀、汉四州，共有23县，342454户，平均每县约为14889户，仍然高居巴蜀首位。与益州毗邻的绵、梓、简、陵、眉、邛地区增为37县，270320户，平均每县约有7306户，同样居第二位。再外一圈的剑、阆、果、遂、普、资、荣、嘉、雅等9州地区因析雅州置黎州，增加1州，共有58县，230213户，平均每县约有3969户，还是居第三位。地处嘉陵江以东的利、集、壁、巴、蓬、通、开、渠、合等9州地区为51县，200591户，平均每县约为3933户，超过位于盆地南缘长江沿线的戎、泸、渝、涪、忠、万、夔等9州地区，居第四位。戎、泸、渝、涪、忠、万、夔等7州地区因涪州有户数记载增加1州，县数增加为32县，但是总户数却减至64869户，因而每县平均只有2027户，低于太宗时期，退居第五位。位于巴蜀西部地区的扶、松、茂、龙、翼、维、巂等7州地区县数减为29县，但户数增至52570户，平均每县为1813户，高于太宗时期，但仍然是巴蜀平均每县户数最低的地区。